2011/3/27

读过一点经济学的人均知道，经济学是门有关做选择、权衡得失、讲究在事情的优先顺序、轻重缓急、以及付出及取得间，如何使取得大于付出，成本、代价的学问。

之所以要做这种权衡取舍的功夫，在于资源是有限的， 是所谓的稀缺性（ scarcity ），古人说「物以稀为贵」，便反映出这一认识。 此外，当我们做或不做某事时，也涉及了得失的事宜，即便天下真有白吃的午餐（ free lunch ），我们也得付出车马费与时间成本去享用这个看似免费的午餐，更会失去了原本想做的，更有意义的事的契机。

先保权位搞利益输送

用古人的话说，便是「鱼与熊掌难于兼得」，在经济学，这称为「交易」（易换， trade-off ），为了享用免费的午餐而必须付出的牺牲，则称为「机会成本」（ opponunity cost ）。 在公共领域，这代价也是可转移给后人承担的。

也因为有这个牺牲（机会成本）的存在，经济学家倾向于用成本─效益（ Costbenefit ），也就是「值不值得」的方式来权衡事宜。 只是，在政治领域，成本─效益原则经常被忽视，之所以，大体上言政客多是短视近利的，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多会先顾眼前，先保住权位再说。 在政官商勾结猖狂的国家，更会巧立名目搞各种利益输送的权钱交易活动。 当然，通常他们会用为国为民的大道理来合理化、正当化其言行。

此外，在媒体直接或间接被官方或市场（如美国、日本）控制的国家，也很易出现政府说了算或市场说了算（ market speak ）的现象，或者是两者互相呼应，形成意见垄断的局面；如许多人认为，美国会发生金融海啸，主因之一便在于被财团控制的媒体支配了市场，进而让市场的意见支配民意，借用被支配的民意来消灭异议。

这种市场说了算，市场的观点（ market's point of view ）支配的现象，不仅见于美国，也见之于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其结果就是使公共政策变得急功近利、短视近利，而不顾及长远后果；毕竟，谁管得了长期，何必做那些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笨事。

今天，许多国家，包括自由民主的发达国，都惹了一身债，便与这种短期主义行径（ ​​Short-termism ）与市场说了算的现实有关。 也因此，有人主张应用宪法来限定支出。

回过头来看大马，做为一个油气相关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 30 － 40% 的得天独厚国家，竟然也会常年赤字，不但政府债台高筑，连居民债务也节节上升。 如在 1991 年，居民债务仅占 GDP （国民生产毛额）的约 40% ，可到了 2003 年，已升到 63% ，到 2010 年 8 月为止，更猛升至 74.6% （约 5,600 亿令吉）。 其中，约 48.5% 为房贷， 26.9% 为车贷，约 6% 为信用卡债，以至于近几年来，每年均有 1 万 4,000 到 1 万 8,000 多人破产！

大型工程不具生产性

做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居民债务占 GDP 之高，竟然仅次于日本。 不少市场人士还声称，由于我国储蓄率高，且不良贷款率低，故无须对此担惊受怕。 总而言之，就是要保住当前的高消费，以防衰退。

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银行贷款中，有 55% 为家户贷款（高于工商界的生产性贷款），这首先就是一个 ​​ 恶兆，也难怪这十多年来民间投资不振。 一方面是有钱人钱多却无正当去处，只好搞金钱游戏，他方面是由于投资不振，产业层次升不了升，普罗大众技能水平与生产力也无法提高，以至薪资升幅赶不上通膨而叫苦连天。 这样的两极化格局，会把大马带往何处？

就政府的公共政策而言，由于生产性投资不振，政府只好大开水喉，大搞大型工程项目；只是，这些项目究竟能为大马的产业升级与生产力提升带来什么推动作用？

尽管大马目前尚有 85 兆立方尺的天然气（足以开采 30 多年）与 58 亿桶的石油储量（足以开采 20 多年），可本国的石油消耗量也相当于开采量（约日产 53 万桶石油），再加上人口日增，很快就会转为石油净入口国。 在油气收入递减、政府债务猛升（已突破 4,000 多亿令吉）的不利条件下，往后政府与人民应如何自处？ 加税？ 用高通膨来消债？ 贬值？ 节衣缩食？

放眼世界，除了极少数的石油盛产国外，能够升格为高收入国的，没有一个不是靠人力资本与制度资本而升级成功的；大马不把重点放在这方面，而一昧搞「混着过」的短期行径，只会为未来制造更多的问题。

对一个人口日增，土地与资源日缺，且缺乏生产性创新与制度改革的大马而言，一昧刺激消费，大搞缺乏长期成本─效益考虑的大型非生产性工程，虽可带来一时的繁荣假象，却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整体上言，是长期代价大于收益的短期主义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