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4/30

官场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其中以“官商勾结”，不但广为人知，同时也有意无意被人奉为金科玉律，乃官场中人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 换言之，谁若是反其道而行，违反此一规律，下场看准是卷铺盖、乌纱难保，别无他途。

犹记得有位已变得十分世故的友人，在我涉足官场之初，曾不只一次劝诫我说：别以为你在官场不沾锅，民众就会相信？ 诚然 , 一般民众都会相信官商勾结，双方的关系离不开利益输送。 而在现实中，所谓的“不沾锅”确实是近乎不可能，因为举凡是涉及经济职能的部门单位，都会商贾盈门，你不可能拒而不见。 是以，你周旋于一众商贾群中，要秉公处理他们的要求，就只求能够做到“不黏锅”了。 然而，依法处理，按良知办事，却是必须付出代价的。

日前，阔别多时的友人与旧部属，与我重聚，席间冷不防提起我下野前身陷四面楚歌时，其中两起因公结怨的个案。 无独有偶，两起个案皆与交通部职权攸关，且涉及公众利益。 尽管言谈间，友人与旧部属均认为我当时的决定“不合时宜”，有违官商合作的硬道理，以致开罪大企业主，最终为我的下野增添了“最后的一根稻草”。

就以商用车辆的强制性检测制度为例，单一公司打从 1994 年开始获得 15 年的垄断专利权。 2007 年，于我入阁前，又提前获得续约 15 年。 可我接过棒子后，坊间车主对有关的车检公司的服务质量可说是恶评如潮，同时贿赂频传，虽屡经劝诫，且获其管理层答允配合，但情况始终未见改善。

时值我强力主张打破垄断，须由本身主政的部门开始，于是车检公司的垄断性专利合约，自然受到检讨，并提交内阁要求于 2009 年期满后不应予以续约，以便开放车检服务的市场，让业者（包括原垄断者）参与竞争。

几经辩议，此案终以多予五年缓冲期定案。 换言之， 2014 年期满后，商用车辆的强制性检测服务将全面开放。 平心而论，当时我有此决定，向内阁推动此案，并于定案后，亲自在国会回答质询时作此宣布，既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派发政治糖果之需，纯然只把它视为认真落实政治改革的起步，即：由本身部门打破垄断，整顿机制开始。

为理念付出代价

其时，虽然我曾接到示警，既得利益的企业公司后台奇硬，有“红顶商人”某土著大亨撑腰，断不会 ?? 就此罢休。 我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初衷，倒不是要刻意扛上利益集团，也不是一如某些操纵舆论话语权的中文媒体所说，“我习惯我行我素，志在特立独行，独树一帜”。 事实上，我只求做好本份。 在“讨好”与“求好”之间，为了执着“求好”，我毅然舍弃了“讨好”，当然也为我跟有关的企业主结下了梁子。

另一边厢，另一宗因公路安全考量而翻案的执法训令，虽是俯顺了民意，也平息了若干的民怨与民忧，可它也同样令我扛上了另一位华裔“丹斯里”级的钢铁业大亨。 事因他旗下生产基地有一重型卡车车队，长久以来被赋予特别的准证许可专门运载重型钢管。 可问题的征结是，有关的大卡车也屡被运输业者检举兼载其它货品，既造成超载，同时也对那些业者带来不公平的竞争。

几经查证，公众与业者的检举得直，我唯有依法处理，撤消备受争议的特别许可，这等同推翻了我的前任者所作的决议。 这项看似简单的行政决定，份属部长权限。 我当然可以选择讨好企业主，为我的政治人脉圆融加分，可我考量再三，道德良知最终驱使我不能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公路安全上有丝亳妥协。

事情的演变超乎我当时的想像。 我必须为我的决定付出政治的代价。 平日口口声声不沾政党政治的华裔大亨，曾几何时竟也淌上政党权争的浑水，而我自然成为批斗的对象。

毕竟，个人的荣辱得失尚属其次，令人感喟的是，为何我们能够坐视容忍企业既得利益份子干预政治？ 官商的利益共同体果真不能切割吗？ 难怪末了，席间的友人在临走前会不胜感慨的说：

“官商一体是金箍咒。在野党尚未掌权时固然会对它狠加批判，可一旦上了位，初尝权力的滋味，到时是否还能抗拒诱惑？那才是真正的考验！但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为了理念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