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5/30

随着 1980 年代全球化的加速，及苏俄东欧共产共产国家一一变天后，经济挂帅与经济竞赛已成为当代的主要特征。 据此，竞争力、生产力、效率、创意、创新等字眼，也成了当红的用语。 不论是好或坏，有意在当代世界力争上游的企业与国家，均不得不着重竞争力与创新力，若安于现状或小富，就只好坐待被边缘化。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自有其优劣势，如处于低发展阶段，且人均收入极低，劳动力供应充沛的国家，便应按国情扬长避短地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 对劳动力短缺，人均收入较高的中高或高人均收入国，一般是较宜着重较高层次的经济活动，而较高层次的经济活动自也要求较高的知识、技术、创新力。 这也是何以近 10 多年来，日本、台湾、韩国与新加坡等地着重创新，甚至提出创新立国的主张。

比方说，早在 1995 年，日本国会便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提出“科技创新立国”的基本国策，为图把日本从单纯的“科技立国”转向“创新立国”。 之所以要突出创新，是因为日本的工业化已趋成熟，且后有台、韩、中等追兵，若仅依靠既有科技吃老本，就不足以保持既有优势。

同理，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台、韩，也非常重视持续的产业升级与创新，不仅企业界，连国家领袖也常口不离升级、转型与创新。 最近，连中国也提出了创新型国家的理念，要走创新之国之路。 之所以，主因在于，中国已不甘于从事单纯的加工贸易，而要转型为拥有自主创新技术，自主产权的有能力从事“中国创造”，而非单纯“中国制造”的经济活动。 实则，中国若不能从单纯的依附型“束件装配”，束料加工的加工型经济转向高增值的创新型经济，它也将像大马一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人才市场创新主力

实事求是地看，一个没有自主知识技术产权的经济体，很易受制于人，也很易被人替代。 一般来说，跨国公司也不会把高增值的活动交给他们。 这也是何以依附性经济体（ Dependent Economy ）通常不易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 而大马就是个活例。 显然制成品占了出口的 70 多巴仙，可很大部份是为外资从事简单的加工贸易，而非一般贸易。 这类经济活动，自也难为国民创造出足够的体面收入（ Decent Income ）的就业机会。 结果之一便是，政府不得不扩大招聘无适当就业机会的大专毕业生，以免他们成为乱源；可这一治标法，也为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变得年年入不敷出！

这种入不敷出的困局若长期化，政府便只好削减福利支出与增税。 其结果就是增加普罗大众的生活负担。 显见治本之道在于提升国民竞争力、生产力、创新力等，以便促成质的经济转型。 最近，纳吉也提出了创新腾飞（ Innovation Lift-off ）的倡议。 据知，这计划有三大类型，创造新财富，来自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及生态系统倡议（ Eco-system Initiative ）。

大马经济转型需创新力

谈到创新，许多人会联想到科技创新，实则，它不止于科技上的新突破或应用，也包括诸如开发新产品或服务；新的生产方式或流程；开拓新的市场；控制新的原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源；实现新的组织方式等。 约言之，执行新的组合便是一种创新，而执行新的组合，也常是一种破坏性创造（ Creative Destruction ）的历程，即可破不立，如电脑取代打字机，自动化减低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等。

从实践的角度看，要使创新成真，涉及了“创新是精神、创业是行动、创投（创业投资）是桥梁”（ Bridge ）的三个环节。 三者缺一，就有梦难圆。 就创新的动力与源头来说，一般来看，人才与市场需求或创造市场需求，是主要动力，没有人才与市场，创新就无从发生或壮大。 要有人才，就得有一套使人才容易出头或致富的政策与制度。 如果一国流行经由靠政治行政关系发财致富，这可国家就难产生人才。 同理，若没有用人唯才的实绩制（ Merit System ）也难留才与用才。

目前，学界流行一种多样性优势（ Diversity Advantage ）的理论，认为多元文化的环境有助于创新，而高度同质化的环境，不易产生创新。 因此，同质性高的组织或国家，宜引入更多的异质性，以激荡新点子、新构想，如 1990 年代时，韩国的三星（ Samsung ）便很积极于引进外才来加速创新的步伐。 同理，台湾的许多高级人才，也多在外国，尤其是美国有过异国经验。 而美国之所以会成为创新大国，一般认为，与其多元族群、宗教的环境，及自由、平等、开放、宽容、个体主义的信仰与文化有关。 大马若想成为创新致富国，自由、平等、开放、宽容的基础条件便须搞好。

有好点子、好构想、好的研发成果，固然是创新的必备条件，却非充份条件，尚须有创业力的企业家与有眼光的创业投资家，方可美梦成真。 美国之所以会成为科技与创新大国，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政府的扶持与美国人的企业精神有关。 如在 1960 年代，美国国防部便已在电脑、互联网技术上有了成就，而后再把这些成果转移民间，而民间也有富有创业精神与能耐的人才来利用这些成果，如 Intel 、 AMD 、微软、思科、谷歌等。

大马的大学或公共研发机构若真有好的研发成果，也同样需要有创业家与创业投资家（ Venture Capitalist ）来善用这些成果；否则，也只能束之高阁。 此外，对大马这类中小型国家言，搞研发也应有针对性，而不能一昧赶潮流，毕竟，资源是有限的。

大马是个多元族群、宗教国，按理说，具备了适宜创新的多元文化环境，可大马的创新精神、创新行动、创投桥梁有多强？ 应该说是颇有限的，如按福布斯 2011 年世界 2000 大的排名，大马只有 20 家上榜，香港人口 700 万，却有 46 家，而台湾人口 2300 万，却也有 40 家！ 从产业制来看，大马的 20 大（最大的马银行排名第 458 名）全是传统产业，如银行、种植、建筑等，没有一家是高新科技产业，也没有一家是靠独特产品或服务上榜。

要知道，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与主体，也是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的主动力，其强弱最能反映一国的实质竞争力与创新力。 经济转型计划标也标榜要把大马转型为高收入国，可若缺乏创新力，又如何创造有形有神（而非有形无神）的高收入国？

记得前首相阿都拉曾说，大马有一流的基建，却无一流的心态，这恐怕与能者难出头的政经结构有关，这个政经结构致成了许多专搞“关系”而非创新的既得权益集团，这才是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