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25     作者：林瑞源《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今天国家面对要“戒鸦片”（废除津贴），又举棋不定（担心民怨、加剧经济低迷及外围情况不明朗）的困境。这个困境的导因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错误决策。

国家财务连续14年赤字，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政府借钱来扩张经济，但这不是唯一的导因，需细说从头。

马哈迪在接掌国家后，把农业经济转为工业经济，这并没有错，不过却把全副心机放在制造业，忽略了农业。长达20年的忽视，导致粮食生产每况愈下，需要从外国进口；目前国际粮价高涨，所以国内食物价格指数上涨4.9%，是全球的两倍。在世界气候异常的冲击下，粮价还将持续上涨。

第二个错误是在大量引进外劳、吸引外资，发展劳工密集工业后，无法让工业经济转型为高增值经济。为了维持低水平的工资、留住外资，创造经济繁荣的景象，政府提供大量补贴；只要汽油各种必需品保持低价，工人就不会要求加薪。这形同饮鸠止渴。

此外，当局也为土著、公务员及企业家提供辅助，譬如让F级承包商承包政府工程、协助土著公司获取合约、栽培土著企业家，以这种方式来扩展民族财富，最终却演变成拐杖文化，形成另类补贴。

第三个错误是签署不合理的特许经营合约。在私营化政策下，政府把国家资源转给私人公司，却又提供补贴，比如在大马半岛发生大停电事故后，马哈迪允许独立发电公司的设立，由国能提供天然气津贴，独立发电公司再以高价售电给国能，每年补贴增至220亿令吉。国库控股是国能大股东，所以补贴款项也是来自政府。

失败的私营化计划由政府接管，不批准起价，政府必须赔偿。国库在这方面的负担加重，这和私营化政策的宗旨背道而驰。

第四个错误是奉行大政府的概念。马哈迪相信大型计划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兴建新的行政中心、大机场、一级方程式赛车场；公务员人数也没有因为私营化计划的推行而减少，反而增至今天的129万人。

国家经济从盛转衰的转捩点是1998年，当时实施资金管制措施，很多补贴一发就无法收回，还逐年增加。如果在90年代中，国家财务还好的时候，开始淘汰劳工密集工业，成功发展多媒体超级走廊，然后减少和废除津贴，国家经济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

津贴已经是政治需要，但依赖补贴，永远摆脱不了“中等收入陷阱”。不纠正前因，就无法“修得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