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 解读大马的经济起伏
信息来自:东方日报 · 作者:孙和声 · 日期:17-07-2011

2011/7/17

未来几年,大马经济景气如何?有投资顾问认为,近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计划,大马的经济前景应是一片亮丽。更有房地产名嘴大胆预测,未来十年是大马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这些大胆的假设,是否伴有小心的求证?个人则持高度保留态度。

首先,可持续的增长与发展,与政府是否出台大量计划间,并无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若然,二次战后的大多数新兴国,早就飞黄腾达了,社会主义国家,更是早就实现了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天堂了。

其次,自由市场经济免不了会时不时发生周期性、部门性或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再其次,在这个区域化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一国若不搞好基本的结构性改革( Structural Reform ),如有效控制广泛与多层次的贪腐、坐地分赃等非生产性的寄生活动,不论出台多少经济计划,也无济于事,它反而会使事情恶化。

就大马的个案来说,历史地看,自 1957 年独立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几年后,多会发生程度不一的衰退( Recession )。如 1967 、 1975 、 1985 、 1998 与 2009 这五年,均出现个别为 1 %、 0.8 %、- 1.1 %、- 7.4 %与- 1.7 %的低或负增长。之所以,皆有其内外在因素,如 1973 - 74 年的石油危机、 1981 - 82 年的原产品危机、 1985 - 86 年的原产品与电子电器产品危机、 1997 - 98 年的金融货币危机及 2008 - 09 年的金融海啸。其脆弱性( Vulnerability )由此可见。

缺乏产业提升基础

在这些危机中, 1985 - 86 年的衰退,尤其是 1997 - 98 年的衰退,均与房地产与建筑颇有关系,也产生很大的冲击。如在 1985 年,制造业虽衰退了 3.8 %,建筑业却萎缩了 8.4 %,进而加剧了银行金融业的危机;其中,以华资为主的支付高利息吸取存款,投入房地产的收取存款型合作社( Deposit-taking Co-operatives )更发生了挤兑现象,终而使国家银行出面冻结了 21 个以华资为主的收取存款型合作社,大大地打击了华人化零为整的经济自强自救运动。

大马经济容易出现动荡,也与大马的经济结构有深层关系,首先,大马是个高度依存国际贸易的中小型开放经济体,这类型出口取向经济不仅易受外部,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景气影响,也易因外贸收入剧减而冲击到国民收入,进而对国内消费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大马的经济层次不高,多从事低端的经济活动,更易受到冲击;再其次,大马经济不够多元化,在 1990 年代前,过度依赖原产品,之后,虽也靠外资发展了制造业,可却高度受制于外资,缺乏土生土长的强劲与高素质的产业。就农业来说,在 2010 年,有 70 %的农业用地用来种油棕,百分比的偏高,显示连农业也过于单元化。

从政府方面来看,自 1​​970 年代以来,公共部门与公共企业过度发展,不但在相当程度上排挤了( Crowd-out )民营企业, 1970 - 80 年代的「国进民退」趋势,也大大地加重了公共财政负担。

虽说在 1980 年代后期起,政府已展开民营化而收缩了公共企业,可公共企业在大马的比重依然很高,且多从事传统的,而非开创性的行业,这显然不利大马的产业升级,也抑制了「国退民进」的进程。

说到公共企业与民营化,在 1980 年代初期,公共企业的数目多达近千间,且许多亏损连年,使公共债务节节上升到近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100 %,比 2010 年的约 54 %高得多。这个高债务也加剧了衰退,逼使政府在 1983 年后,不得不逐步推出民营化。大体上言,在 1990 年前,是民营化的试行期, 1991 - 97 年是其雷厉风行期, 1998 年后为再国有化期,之后就维持既不再大搞民营化,也不大搞再国有化的格局。

结构性改革阻坐地分赃

1990 年代初期、中期的民营化,虽为政府带来了一时的、连续五年的小盈余( 1993 - 97 年),可 1998 年后,又再度陷入长期的赤字连年的恶性循环中,且有恶化的趋势,如 2011 年第一季便得追加 132 亿令吉的预算;外加上 1998 年后,长期推行刺激民间消费的政策,家户债务在 2010 年已升至占 GDP76% 的占比高度。

虽说目前不良债权( NPLs )占比还不算太高,可一旦发生事故,就可能因惊慌而引发全面危机如 1997 - 98 年的实例。就房地产言,这几年虽因利率偏低,高膨显见,热钱流入等因素而变得活络,可实体经济的基本面( Fundamentals )并没显著改善,普罗大众的技能,生产力与薪资也依然停滞,产业更升不了级。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高房价是难以持续的,只有有钱人才玩得起。

毕竟,大马已推行了十多年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如法定储备率( SRR )从 1997 年的 13.5% 长年递降到 2 至 3% ;大肆放宽房贷、车贷与个人信贷条件,削减公积金交付额(今年才扭转)等,因已推行多年,其剩余空间已不多。外加上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二度或长期衰退,很难说未来十年会一片亮丽。若高利率时代加速来临,恐怕不少勉强买高价屋者会吃不消而套牢。美国资产泡沫后的高失业、低消费便是实例。

1971 至 1980 年的高增长主要由公共部门与企业带动,进入 1980 年代后便已国困财尽;而 1988 至 1997 年的高增长则与政策放宽与大量外资涌入有关。目前大马吸资力已大不如前。约言之,若不搞好结构性改革、大范围地提升普罗大众的技能、生产力薪资与产业升级,一时的繁荣幻觉由于没有可靠的支柱,是难以为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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