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29 

全球化是个充满悖论与矛盾的进程与现象。说它充满悖论，是因为它既有一元化、一体化、标准化、国际化、集中化的一面；也有多元化、碎片化、分散化、地方化，甚至是全球本土化（ Globalization ）的一面，如所谓的全球品牌、地方行动、全球网络、本土服务、放眼世界、植根本土。

说它充满矛盾，是因为这个进程对不同地区、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中的不同地面方与群体，产生不对称、不平等的作用，而这个不对称的作用，似有扩大化的趋势。比方说，大体上言，东亚诸国，尤其是东北亚，多从全球化中受益不浅，可非洲与南美洲不少国家却被全球化忽略掉，或变得更贫困。可见，如语文与技术一样，它并非中立的进程。

之所以，原因当然是多重的，一个地区或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则是关键因素之一。从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来看，一般的看法是，全球化或区域化或多或少会削弱民族或主权国家的自主性、自助性与自足性，进而冲击到一国的决策，决策受到冲击，自然也影响到不同政府部门、地区或社会群体或族群。如在大马，不少马来精英便担心，区域化与全球化会危及马来霸权；因为这进程会迫使国家变得更有效率与竞争力，从而危及到著重静态分配而非实力与效率的配额制（ Quota ）。毕竟，这是个肤色盲（ Color-blind ）的唯利（力）是图的进程。

大体上言，这个区域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会对主权或民族国家产生至少三个方面的权力分化与多元化、分散化的作用。

（一）不同政府部门与机关的权力分化。虽说，国家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主要行动者（ Actor ），也是维持一国社会秩序的首要角色（合法独占暴力行使权的组织）与首要的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者；只是，除了在军事、治安等方面依然享有较高自主权外，许多部门的权力已日益受到内外部力量的制约，尤其在经济、贸易、金融、生态环保、人权、文化、娱乐、语文、科技方面的自主、自立与自助性。

在当代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国内外的各类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超国家组织如世贸（ WTO ）、世银、 IMF 、区域性组织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国家政策的自主性施加了有形无形的影响。当然，主权国也可采取锁国政策，如北韩、缅甸，只是，这种自我封锁政策，只会误国误民，是难以持续的。

（二）政府对国内不同地区的政策影响力的分化，如跨国企业或国内企业对国内不同地区的选择影响，已日益不受公共权力的影响。大体上言，企业活动会相对集中于一国之内较发达的地区，而忽略较不发达，尤其是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

以大马与印尼为例，投资便相对集中于雪州、柔佛与槟州等，这又促使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于这些增长极（ GrowthPoles ），形成集中化呼唤集中化的趋势，进而形成中心一边陲（ Center-Periphery ）两极化。其结果，人口也会从边陲流向中心，加剧城乡两极化。大马的捷运计划（ MRT ）便是个单极发展的活例。其结果便分薄了其他地区的份额。

全球化脱国家主义的作用

（三）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分化。由于国内外的各类活动，会相对集中于发展极或增长点（ Growth Points ），自然会对集中于这些地区的人口，或具有不同资格、技能、经验、语文能力的人，产生不同的作用。对跨国企业或全球性的组织而言，大体上言，他们会较倾向量才用人的实绩制（ Meritocracy ），这或多或少会逼使政府调整其既有政策，如提高国人或某种人的英文能力，以提升他们的可雇用力与社会流动力。这趋势使中日韩也如此。

在多元族群国如大马，这就使得语文如英文、日文、中文等，可能是族群中立的语文，变得虽是族群中立，却不是阶层中立或地区中立。即能掌握好这些语文的阶层、集团或地区，其社会流动力也会较具优势。同理，公共教育自也得变得更市场与实用取向。

尤有进者，全球化多个多维度昔日阿蒙想通了全球化如何影响我国及世界各国？（ Multidimensional ）与多层次的进程，也会在文化价值面对一国人民产生各类影响，如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个体主义的扩散，进而不仅在利益上分化各阶层，也会对同一集团内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比方说，进年来不少马来知识分子便埋怨，当代的马来人已不似往日那么一致，民族意识也日趋淡薄，更多人把个人利益置于族群利益之上。

此外，倾向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马来人也日渐增多，进而分化了马来人。约言之，政府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也会受到冲击，可以说，这也是种去中央化，去集权化与改变社会结构的进程。

整体上言，全球化或区域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脱国家主义或去国家中心（ State-centric ）的作用。历史地看，自 19 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及谋求国富兵强的工具与意识形态，它促进了国内历史、民族、语文、文化等的一统化，也强化了中央化、集权化与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一个政权若要可持续地集权保位，就不得不淡化国家中心主义，而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与权力下放（视领域而定）。

也有人认为，从国家主义或国家中心转向治理（ Governance ）中心，是增强一国竞争力、效率、生产力，进而强化政权正当性的出路。所谓正当性（ Legitimacy ）是个包括合法性、效率与符合道德期望的理念。缺此，政权就会发生领导与公信力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