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条长河，绵绵不绝，滚滚流淌。

然而，国內外风云往往难测，与大马紧紧相繫的华人企业应往何处去？《星洲財经》对照今昔，为华商提供一些未来走向的参考。

早在英国殖民时期，大马华人企业集团就开始形成，却受到当时政治情势的影响，而无法大展身手。

不过，即使面对號称“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顛，华商依然有其应对之道。陆佑、叶观盛、陈秀莲、叶亚来、陈禎禄等家族集团，都是独立前著名的华人商家，惟较大的华人企业集团战前不到10个。

1957年大马独立以后，外国垄断资本的独佔地位逐渐削弱，国內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逐步由殖民地经济向新兴工业化经济转变。这段期间，华人企业的经济实力开始迅速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同时涌现出新兴的企业集团。

在70至80年代，华人企业的发展势头更是迅猛。

据当局公佈的资料，1985年，国內100家市场价值超过1亿令吉的最大掛牌公司，总市值为460亿令吉，其中华人股东为主的公司有55家，市场价值共260亿7千万令吉。

受到经济迅速发展、生產社会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以华人企业为主的国內资本集聚，以及各类企业合併的过程明显加快。早期华人企业主要透过两大途径累积资本，一是成为外国公司的代理或经销商，二是由契约劳工变为小商人，进而成为中介商，积累资本后再投资工商业和种植园。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大马著名的华人企业集团已达数十个。目前，最大的几家华人企业集团包括郭氏兄弟集团、云顶集团、丰隆集团、金狮集团、IOI集团、成功集团、吉隆坡甲洞集团、大眾银行集团等。

华商向来密切关注国家经济政策，並从中调整业务拓展计划。隨著大马加快工业化，行业结构急剧变化，第三產业部门不断扩大，许多华人企业的业务也由当初的农业和商业，转向农林牧资源加工、製造业和服务业，迈向多元化经营型企业集团发展。

虽然国內华人企业的业务广泛，但多数以特定行业为核心经营主体，搭配多元化的发展策略，像是以经营博彩业为主的云顶集团，除了积极拓展全球赌场王国，也进军房地產、种植等其他业务，正是跳出行业侷限的最佳例子。

联昌研究首席经济学家李兴裕表示，企业向外寻求发展的目標不离本地市场规模有限、多元化营收、分散投资风险等。不过，他们並未盲目进军海外市场，而往往选择与核心业务相关的业务。

规模日益扩增的华人企业集团，除了多元化国內业务，也跨出国门，进军其他市场。他们的策略依然是以某一行业、地域为基地，向经济多元化发展，业务类型涵盖农业、矿业、製造业、建筑运输业和服务业等等。

来到今天，国內华商的事业版图，早已不限於大马，而是放眼全球五大洲了。

家族经营
牢控所有权经营权

目前，华人企业普遍採取了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形式，但是仍以家族经营为核心，拥有各自的企业集团体系。

在经营理念上，华人企业並不拘泥於传统观念，然而在企业的管理和组织上，这些公司依然保留家族经营的框架，存在浓厚的亲缘和家族经营色彩。

家族成员或姻亲
担任主要领导

一般上，华人企业集团的核心领导层，皆由股东的家族成员或姻亲担任，旗下主要子公司的管理层也多由“亲朋好友”组成，这种管理方式的目的在於將企业集团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紧紧握在家族成员手里。

举例说，郭氏兄弟集团的郭鹤年家族、云顶集团的林国泰家族、丰隆集团的郭令灿家族、杨忠礼集团的杨忠礼家族等，都是採取上述的经营模式。

早在多年以前，许多华人企业集团的创办人就陆续开始交棒给第二代，由这些接班人领导公司进一步展开更多元化的跨行业、跨国界拓展计划。

丹斯里林国泰、丹斯里杨肃斌、丹斯里李爱贤等，都是表现突出的第二代华商，当中又以林国泰最受瞩目，这位云顶集团的掌舵人，继在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建设赌场后，近期更宣佈计划斥资38亿美元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打造全球最大赌场，站在父亲“大马赌王”林梧桐的肩膀上，放眼成为“世界赌王”。

杨肃斌的代表作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以低价买进吉隆坡武吉免登的多项產业，成为黄金金三角的大地主，近几年主要致力於开拓区域高档房地產、酒店市场，继续扩增父亲杨忠礼创办的企业王国。

李爱贤1993年接过“橡胶大王”李莱生的衣钵后，为吉隆坡甲洞集团注入新观念，在其他种植公司忙於拓展非核心业务之际，他继续推动旗下油棕、橡胶等种植业务的发展，除了密集增购印尼土地，也计划在非洲、巴布亚新几內亚、南美洲等发掘种植地的新地標，巩固全球主要大型种植集团的地位。

政策影响
新经政策反弹最大

政商关係密切，放诸四海而皆准。

大马也不例外。国內华人企业的迅速兴起，固然得益於政府的经济政策，他们却也面对国家政策的打击。

1960至70年代，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包括关税保护、减免税收、信贷优惠、投入国家资本扶持工业等，以加快推进工业化。从这些政策中受惠的除了外资，也包括华人企业集团等国內公司。

此外，在60年代，多个东南亚国家大规模排华，包括菲律宾的经济菲化政策、印尼禁止华人经营农村零售业等，相比下，大马华人企业虽然面对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仍保有的传统职业和企业。

不过，政府在1969年“513事件”后推出以消除贫困、重整经济结构、平衡各族经济差异为目標的新经济政策，宣佈了提高土著持股至30%、增聘马来僱员等措施，仍然让独立以来经济发展还算稳定顺利的华人，顿时面临严峻的挑战。

面临严峻挑战
未乱脚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经济政策，华人企业集团並未乱了脚步，领导层选择了通过资本参股和人事参与两大途径，与当权的马来人与国家资本建立种种联繫。一般上，华人企业或邀请党政要员担任董事等高职，或与他们合办企业，或在企业中预留空股给他们等，这些策略不仅当时普遍，现在也依然时时可见。

除了应对新政策，部份华人企业也透过上述联繫，从政府政策中受益。例如1993年，政府將土著企业的股权標准从51%降到35%，有关企业可享受种种优惠，包括优先贷款、进入特殊的经营范围等。

新经济政策推出以来的种种倾斜政策，引起了华商的极大反弹，许多华人企业更因此而积极进军海外市场。根据理科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甄义华，大马华商有两次资金转移到海外，第一次是新经济政策及工业协调法令实行时导致对国內投资缺乏安全感；第二波是 80年代经济开放及全球化，华商到国外设厂开拓生意，为跨国公司的客户提供服务。

真要总结新经济政策的话，中华总商会会长丹斯里钟廷森肯定说中许多华商的心声，他说：“新经济政策是失败的政策，因为它仅让一小部份的富人更加富裕。”

海外投资
突破限制目光放远

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企业自身的资本规模、经济实力发展，是华商对外投资迅速兴起的主要原因，这是华人企业集团发展进程中的特点。

隨著业务的发展，华人企业的资本不断扩大，既有的家族经营方式和资源配置机制无法解决內部资金短缺、扩大生產，以及技术更新的矛盾，华商开始面对生產和资本社会化发展的障碍。

国內市场规模不大
效益受限

同时，华人企业的经济实力日益提昇，经营优势也不断改善，规模不大的大马市场影响了他们的规模效益，促使华商拓展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越来越多对手进军海外，也迫使面临竞爭加剧的华人企业开始探討海外投资项目。

此外，许多华人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早先取得欧美日等跨国企业的代理商或经销商地位，过后从事相关零配件的装配和製造活动，由於这些客户纷纷转移到中国等成本比大马低廉的经济体，一些华人企业也跟隨他们的步伐，前往中国等国家设立工厂。

促使华人企业展开海外投资的另一重要成因，则是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备受詬病的新经济政策等倾斜措施，以及政府给予海外投资企业以诸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大马企业跨国发展，包括举足轻重的华人企业。

除了企业与大马的內部原因，亚太地区各国纷纷开放市场，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了对华人企业的吸引力。其中，庞大的中国市场、极具发展潜力的东南亚邻国，对以製造业为主的华人企业来说最有吸引力，吸引了不少华商前往考察。

受到种种诱因的推动，许多华人企业制定海外投资战略，调配各自经营资源，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他们的海外投资活动，主要是以在国外收购当地企业、直接投资设厂，以及经营合资项目等方式进行，並由此逐步建立海外投资基地和跨国经营网络。

郭鹤年旗下郭氏兄弟集团
最早开拓海外市场

举例说，郭鹤年旗下的郭氏兄弟集团为最早开拓海外市场，也是目前表现最为出色的大型华人集团。资料显示，该集团70年代开始將经营基地迁往香港，並逐步建立起以香港为中心，遍及大马、新加坡、中国、印尼、菲律宾、泰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智利、墨西哥、斐济、英国等地的跨国经营网。

其他海外业务亮眼的华人企业集团不少，像是云顶集团在菲律宾、澳洲、新加坡、美国等设立酒店兼赌场，丰隆集团在香港通过国浩集团先后收购道亨银行、海外信托银行等金融机构，大眾银行也收购香港商业银行、设立柬埔寨业务等，引领了国內华商进军海外的风潮。

在眾多海外市场中，发展潜能可观的中国是大马华人集团海外投资的一大重点。近年来，国內华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逐步增加，而这些项目主要是通过他们在香港的公司来展开。

其中，郭氏兄弟集团是大马企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郭鹤年就决定大举投资中国，投下数以亿计的资金，今日终得以分享最丰厚的回酬。目前，该集团通过香港臂膀在中国投资房地產、酒店、粮油食品加工、基础设施等项目，该集团的嘉里集团在中国12个城市有投资项目或已落实投资项目。

小结：

明天，我们来探討宏观的国內外经济环境对於华商的影响。

（星洲日报／財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