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6 

就经济事务言，新加坡政府与大马政府间一个明显差别是，新加坡较能坦然面对现实，勇对挑战，而大马则倾向隐恶扬善。前者有助于提高危机意识，后者则易陷入自欺欺人。

以欧美债务致成的出口挑战来说，大马官方一方面说，它不会对大马构成重大影响，他方面又说，扩大内需可保住增长。实则，大马本是个高度依赖贸易的高贸易依赖国（ Trade Dependence ），其出口总额多年来便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仅次于新加坡和香港，比中国的约 40% 还高得多，这注定了世界经济形势会对我国有重大影响。

从增长的角度看，决定一国增长势头的三大因素为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即出口减去进口的净值）。在 1990 年代初、中期，大马的高速增长动力来自高投资与高出口，而 1997-98 年后则无奈地转靠内需，也就是内部消费，以抵消低投资与出口的作用。即便如此，进入 21 世纪前 10 年，也仅取得约 5% 的年均增长率，远低于 1987-97 年的近 10% 的增长率。

这个以消费促内需的手法，也已用了 10 多年，如在 1997 年时，银行法定储备率（ SRR ）为 13.5% ，而之后，则剧降至约 3% ，使银行多出约 10% 的贷款能力。这样的手法本应是短期的反周期（ Anti-Cyclical ）手法，可却成为长期化、经常化的手法，其结果之一便是，公共债务与家户债务均双双递增，就家户债务言，其占 GDP 的百分比，已从 1990 年代的约 40 多 % ，剧升到目前的约 77% ，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高居第二！再递增的空间已不大，且会进一步加剧破产率。若发生国内外经济危机，很易引发传染病式的倒债、资产暴跌、举债成本递增、就业恶化等不良作用。

从长远来看，作为一个中小型的高度开放经济体，偏重内需若长期化，肯定会进一步削弱我国的整体的竞争力，尤其是可贸易部门（ Tradable Sector ）的产业竞争力。以美国与欧洲的几个高债务危机国言，他们的结构性问题之一，在于长期过度依靠内需与出口不振，也就是经常帐户，尤其是商品帐户（ Trade Account ），长期出现逆差，以至削弱了还债力与创业力。连美国这样的大国，也因出口不振，缺乏贸易竞争力而引发畸形的内需带动型增长，更何况大马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两边不到岸的开放经济体。

即便政府派钱买选票与刺激内需，也是本标不治，徒加剧国债而已。经济转型计划虽表面说以民间资本为发动机，可实际上这所谓私人资本，多为政联公司（ GLC ），而非一般意义的民间资本，民间投资不是难调动起来，就是倾向对外投资，而非对内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转型恐怕是有形无神，而偏重消费推动的服务业与基建，也难强化大马的产业与企业竞争力。这种高债务推动型手段将会遗害后代。

大马真正要做的实为货真价实的结构性改革、体制改革，真刀实枪的反腐倡廉，切断为财团输送利益的大型项目，去除寻租与强化企业家型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