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要打败竞争对手，不能永远都靠人海战术（低廉又多的劳工人口）。
灵活变动、让敌人出其不意的新战术，或更有效。
对大马经济而言，创新经济就是新战术。
漫漫创新途 4指标指路
竞争，不仅在个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是一项无可避免的经历，对于一国的经济也是一样。
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成不变的竞争策略，终将使一国之经济竞争力日渐削弱，惟有不断的改变创新，才是永续往前的保证。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走向创新之路，以其在未来领导经济永续增长之前，我国走此路的条件是否具备？
所需的路向图和着力点为何？都不可或缺。
虽然大马在最近一次公布的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录得令人满意的5.1%增长，也达到政府所设定的目标。
在值得欢庆之际，有几点依然不可掉以轻心。就是当我们的数据摆在台面上，跟区域竞争者相比时，又会是个怎样的高低之分？我国是否就能以此对外国投资者展示更大吸引力？我国外销产品的竞争力如何？等等。
目前，来自区域各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当中已有些国家正在重新审视本身的经济增长策略，重新塑造经济构造来迎合更具挑战性的全球经济格局。
因此，我国必须提升竞争力，进而推动经济永续增长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对此，马兴业金融（MIDF）研究经济学家安东尼（Anthony Dass）在探讨“创新大马，会否是一个实际策略？”课题的报告上，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将是保证经济永续增长的基石，同时也是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
可是，问题来了。尽管有明确的方向，但要以此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方式，作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条件上，我国都具备了吗？
对此问题，安东尼指出，可从4个主要指标来衡量，即：
（1）生产力；
（2）私人投资；
（3）研发开支投入；
（4）专利申请活动。
然而，在得到解答后，我国若要努力朝此方向发展，又需要何种意见，才能符合实际情况来达标。
且继续看下文，通过逐步的检视和探讨，来多了解你我都关心的大马经济的未来发展，是否能走向一条创新之路？
金融风暴滑落 改善生产力关键
指标1：生产力
由于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经济增长的关键，所以必须先检视我国在这方面的表现。
从表1看来，在生产力增长方面，我国的表现相对较弱。
在经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我国生产力增长从金融风暴前的5.5%，明显滑落仅剩2.9%（2007年）。
伴随此下滑表现的还有就业率增长放缓，及物质资本累积率（rate of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也大幅减低，只有全要素生产力大致上保持不变，出现0.1%微跌幅度。
主要归咎于：
（1）投资减少；
（2）缺乏熟练劳工；
（3）明显缺乏激励全要素生产力的创新因素。
主要领域活力不足
基本上，生产力的提升，也就是制造业的产量增长，而从更全面来看，便是全要素生产力（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所谓全要素生产力，即在无需改变任何生产投入，可有更大生产能力，而其中关键便是注入创新元素。
惟下表（表2）显示，我国经济里涉及到广泛创新措施的各主要领域，出现活力不足现象。
指标2：私人投资 意外下挫
透过创新而增长的经济，需要得到处于健康水平的高素质私人投资来支撑，因后者可学习能力和技术改变。 数据显示，随着亚洲金融风暴，我国私人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份额，出现戏剧性的下挫，当中原因涵盖：
（1）某些重大投资（如建筑领域投资）在金融风暴前过度投入；
（2）经济越来越依赖仅需低水平资本投入的服务领域；
（3）投资向外跑。
指标3：研发开支投入 提升技术逆向行驶
虽然有关我国研发开支投入数据的截取有限，但从该低水平数据看来，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讯号”提示着我们，即是否在计划提升本身技术能力方面，驶上了反方向的道路？
安东尼表示，他们发现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也是增长最为快速的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印度和中国。
研发开支需求弱
由于研发开支取决于研究项目的数量，但研究人员的缺乏，也表示研发开支的需求疲弱。“我们相信当中拥有双向因果关系。”
若把研发开支投入细分出由公共和私人领域所占的份额，可发现一个令人感觉不安的现象，即在2006年以后，我国公共领域竟然取代私人领域，一枝独秀地担当起驱动整体研发活动的角色。
安东尼认为，假如我们还是朝“提振私人投资”方向走的话，此趋势必须扭转回来。通过提升私人领域的研发活动，才可创建一个健康的竞争环境，推动拥有生产力和创新的营商环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而非只治标不治本，侧重于症状而已。”
增研究人员比例
要激励生产力和创新力，提高研究人员比例是不可忽略的重点。
而不是仅仅投入资金去进行研发就可，必须也注入充足的研究人员，才可达到最佳效果。相反，可能会造成支出浪费，及得出低附加价值产品。
从下表（表4）可看出，我国目前的研究人员比例数据的确处于弱势。
无疑，在增加研究人员比例这任务的挑战不小，因他们必须是具备技术和能力的人，所以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比预期更长。
指标4：专利申请 逐年增长仍逊台韩中
我国的专利申请在过去10多年，确实有呈增长趋势，但在数量上的比较，还是比台湾、韩国和中国低，这可被诠释为创新不足。
从数据也可看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大部分的专利都是授予外国人。无论如何，值得庆幸的是，本地人成功获得专利权的数据是有在逐步增加的，从2000年占整体的6%，提升至2010年的9.4%。
本地人所获取的专利，主要来自化学、冶金、人类必需品、操作技术、电力和物理。
摒弃低技能制造业 专注开发设立总部
目前我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占据总出口达38%的电子与电器领域举足轻重。可是安东尼表示，从生产力产值的数据得知，即使高科技产品和制成品在总出口中占有重大份额，惟产品增值率依然偏低。
“这也说明我国还是严重依赖低技能与密集组装式的制造业。”
马兴业金融研究把我国电子与电器领域的增长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
（1）1970年代：
因廉价劳动力吸引跨国公司前来建立组装和制造工厂，并在自由贸易区享有税务上的先驱地位。随后，他们把测试作业技术转移至本地，也提高制造业务的能力和责任。
（2）1980年代：
承担更多制造业务的工程责任，领域的价值链也获得提升。当跨国公司集中采取生产外包方式之际，中小企业同时专注生产力，制造合约的需求高涨。
（3）1990年代：
硬碟、个人电脑组装和系统整合的业务腾出。这也标志着从“制造”过渡至“制造加设计和开发”。
（4）2000年代：
领域发展多元化至半导体、扩大光电制造、太阳能电池制造和医疗器材制造，本地中小企业转移至系统设计和开发。
从电子与电器领域的制造生态系统和价值链（包括设计、制造、组装和测试、系统整合测试）可看出，我国在区域有一个优势，即拥有组装和测试的工厂。
安东尼认为，我国应该专注在该领域的设计和开发、原料制造和设立区域或全球总部。
“由于决策者正看重如半导体、发光二极管、太阳能、工业产品等领域，我们相信有必要把注意力放在领域设计和开发方面的创新，以在价值链上晋升一级。”
电子电器业创新3级别
马兴业金融研究指出，我国当前的电子与电器领域创新情况，可划分成3个级别：
（1）跨国公司：
此级别的创新有两类。首先是创新带动生产力，以降低成本及能够参与全球竞争为目标；其次为注重设计和开发，涉及范围有微电子设计、系统设计、包装开发、测试程式开发和平台开发。
拥有强大设计和开发中心的公司，将对客户更具吸引力。目前客户不赞成在大马进行设计工作，因为客户的客户在中国拥有设计和开发中心，所以倾向把该中心设在邻近客户的设计和开发中心。
（2）本地大型公司：
这些公司正投资在自动组装和测试的设备、系统等，产品也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客户包括著名跨国公司），并取得优良销售业绩。由此看好此级别在领域创新方面将蓬勃发展。
（3）本地中小企业：
很多的中小企业仍奋力向更高的价值链攀爬，但它们在融资购买有助设计和开发的设备，以及聘雇有经验的设计人员方面，遭遇种种困难。
最后，它们被逼以本身资金来进行设计和开发，使得完成设计的工作耗时更长。
结论：制造业出口高增长 创新远低高收入国
纵观上述主要指标，表明我国经济尚未进入可由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阶段。
从经济的创新表现，我国看似跟其他中收入国家相差无几，但与高收入国家的距离则明显得多。
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在如专利方面看到改善，遗憾的是，那是因为基数较低而得出的现象。
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我国跟其他中收入国家的相对位置并没有显着改善，因此可能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路程，可算是靠制造业主导出口的高速增长所带动。可是国内目前的制造业，相较于原本在同一个起跑点开始，但现已远远抛离我们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我国的制造业升级步伐落后甚多。
表面上，我国制造业看来在整体经济中还很活跃，根据出口数据，制成品占总出口超过70%，这使大马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23大出口国，制成品的数量也占世界总额的1.5%。
另外，来自生产力机构的2010年生产力表现数据显示，我国生产力也回到5.8%的高增长，相较于非经合组织（OECD）国家，如韩国（4.9%）、日本（4.1%）、瑞士（4.4%）、德国（3.5%）和美国（2.7%）。
只是，当比较起生产力产值（Productivity by Levels），拥有成熟经济的已发展国家的高生产力表现，是在大马的4倍至6倍之上。
走向创新经济的建议：创新和生产力至关重要 专攻特定领域才有优势
于是，我国目前需要如何改进，才能以符合实际情况的步伐，朝创新经济的方向发展？
对此，安东尼重申，我国要从一个多元化经济体转变成专攻在几个特定的经济领域，才可享有相对的竞争优势。
“所以推动创新和生产力至关重要，以确保经济永续增长。”
生产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内生技术变化来推动。他解释，企业采取新投资理念，如研发、基础建设、教育和培训等，皆有正面溢出效应来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由此，他认为重点落在全要素生产力。“推动全要素生产力必须靠创新和奖励，如政府援助和监管、灵活的劳工安排、法规对生产决策的影响、熟练员工、知识体系和基础设施。”
安东尼觉得，同样重要的是，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可促进整体经济的基础增长。关键因素包括政府的政策，以促进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本。
此外，在企业营运上，需要有可以显着改善产品或工艺，以及新营销或新组织的方法。
“这些变化将会为产品增值和提高生产力。”
他最后指出，只有创新元素能全面发挥，我国2011至2015年的2.5%全要素生产力目标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