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9 

什么是近几年来最红的字眼？相信“债”字肯定是入榜字眼。君不见，媒体均充满了国债、欧债等，怎个债字得了。

本来，自二战后以来，尤其是 1970 年代以来，债务息是与落后国家纠缠不清，以至于有些国际组织呼吁发达国，应削减甚至取消对落后债务国的各类欠债，以免长期扼杀了这些国家的生机与削贫努力。可没想到， 2008 年金融海啸后，债务危机竟然发生在某些发达国家，且迄今尚看不到明确的解决方案。

什么是造成这个危机的主因？从近因来说，当然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可根本原因是什么，不少市场的观点认为，症结在于过于宽大的社会福利；只有削减福利开支，提高退休年龄，提高养老金缴纳税，提高学费，减少养老金领取额，或把更多的免费，低收费的公共服务加以企业化，民营化、收费化等市场化手段，才是根本的处方。

无疑，在面对财政危机时，开源节流不失为根本的解方；只是，要如何或在什么领域开源节流，则不仅仅是经济效率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公平、社会一体感及可持续与否的事宜，而不宜单从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实则，市场的观点，也常是特定财团的观点，是为某些特定财团、集团开财路的利益输送手段。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也常是问题的根源。从若干发达国的国债占 GDP 的百分比率变化来看，便可知社会福利根源说，是不全面的。

在一些国家，如英美两国，国债率均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才急增的，其主因，则在于把私债转为公债，即金融玩家赚了后，即入私人口袋，赔钱则由纳税人来抵债！这显然是在搞“企业福利”（ Corporate Welfare ），而非人民福利；是在劫贫济富，且是非常不公，有违常识的补贴金主而非人民的逆行，也难怪英美人民“造反有理”。

就欧洲几个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言，如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诸国言，他们皆有共同点，即腐败程度均较西北欧诸国为高，且重关系多于实力，讲人情多过法律的低透明度腐败国。伸言之，他们的问题在于恶劣治理（ Bad Governance ），政官商勾结严重，逃税、行贿普遍，更是缺乏问责的高腐败、低效率国。

落实良治，提升产业结构

若不能拨乱反正，把恶劣治理转为良好治理（ Good Governance ），提高问责程度与透明度，讲究实绩（ Meritocracy ），好好搞实业而非虚业，什么纾困、紧急融资（ Bail Out ）、贬值、脱离欧元区、换政府等，均解决不了其症结。以希腊为例，其产业层次不高，脱离欧元区并大幅度贬值本国货币，即使有助于振兴旅游业，却对其他产品与服务产业助力不大；且若失去欧盟为后盾，其国债的利率也免不了会进一步狂升，甚至无人问津其国债，后果就是加速破产。

当然，也应看到，即便欧盟或国际货币基金（ IMF ）对其纾困或购买其国债，也只能暂缓危机，治标而不治本。治本之道便在于根本的体制，文化与结构性改革。说起来，这原是老问题，因为南欧诸国在治理方面，向来就远逊于西北欧诸国，这也是何以在欧洲，长期存在南北差距之根本原因。

造成这个差距的主因，便在于良好治理与产业结构，而非福利开支；因为，荷兰与北欧诸国的福利支出向来便高于南欧诸国，可北欧诸国的高税率、高福利、高竞争力、高社会凝聚力并没有垮掉；实则，不但没有垮掉，反而是长期以来，在许多方面，如人类发展指数（ HDI ），透明度、竞争力、宜居度、幸福度、繁荣度在世界上均名列前矛。

荷兰、北欧诸国、德国等国的实例显示，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或自由与经济平等，并不必然是天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间是可取得适度的、动态的平衡的。在南欧，由于体制相对腐败，才导致福利被过度滥用。

就英美而言，问题则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及过于放纵超大型企业，尤其是金融玩家，以至于有人认为，英美名为民主，实为企业金主统治国（ Corpocracy ，其中，又以美国的游说团体（ Lobbyist ）与政治献金为甚）；若不有效节制大企业与政客间的权钱交易，或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的空洞化），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也将日趋萎缩，更会在其国内出现第三世界化的趋势。实则，在美国，贫穷率便高达 15 ％，为发达国之最。

对马来西亚来说，债务危机的启示在于，我们一定要搞好透明治理、问责、良好治理、法治、依法治国，党政、党企分家，大力肃贪，不可放纵道德危害，对不当行径一定要追根究底，不可姑息养奸，更须提升人力素质与合理化产业结构；若不将是下一个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