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2012》的成功，让2012年已经成为某种“终结”的调侃，这与寒风中的欧债危机相得益彰，至少到目前为止，乐观的预见很少。最新的警告来自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他建议各国对2012年经济形势“做最坏准备”，这一判断基础就包括对欧元区的悲观。

    问题是欧元磕磕绊绊，已经突破好几个所谓的危机。媒体上诸如“还有6周时间拯救欧元”、“挽救欧元的时间还剩10天”、“评级机构6日倒数告警”之类预警不少，但到现在，欧元区千疮百孔，欧元始终病而不倒。投资者是否该反过来想想，假如2012年欧元还活着呢？

    从一些已经出现的迹象来看，“活着”的欧元也许并非是妄想。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欧盟处理欧债危机的技术体系与体制准备已经成型，或者说方向已定。

    一个是欧洲央行史上首度推出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这标志着欧盟在宏观调控上首次给出了反周期的提振措施，降低了信贷紧缩及银行业出现雷曼式破产的风险。而在此之前，危机应对政策几乎完全是顺周期的，财政紧缩、政府减支、出台监管新规、银行去杠杆化、货币政策收紧。如果LTRO确如决策者一样，能够缓解市场对主权债券的担忧，那么欧元区走上良性经济循环，并非痴人说梦。

    另一个是欧元区国家已承诺实行严格的“财政契约”。这一政策表面上还是一个技术范畴的措施，但在财政新规的背后，是对国家部分主权的让渡，就进入了体制层面。欧债危机的解决层次从技术范畴跃入体制层面，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危机。

    市场对这种体制上的准备期望很高，相反对欧盟国家拼命注资IMF的举动，则评价不高。这中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借助IMF来当欧债的“救世主”，其前提就是承认并搁置各国在政治上的不信任。而一个更严格财政纪律的执行，必然要求一个融合度更高的、适应“财政契约”的新欧盟体制出现，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

    当然，相比技术范畴的腾挪转移，体制变化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各种倒退、犹豫、反悔，在这一时间也层出不穷，英国拒绝加入；爱尔兰要全民公投；芬兰和荷兰称压力巨大；匈牙利、捷克则以不是欧元区国家为由推脱，等等政治难题不一而足。政治遵循一种“无例不兴，有例不废”的体制惰性，正所谓“功不十，不易器；利不百，不变法”，没有百倍利益，变革本身就没有动力。

    但欧盟在现有体制下解决危机的可能性正在变小。通过各种“试错”，欧盟的领导们已经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欧债危机的本质其实是体制危机，是欧盟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但同时，这又并非是对欧盟本身的否定，而是冀望欧盟能在一个新起点上的重新出发。从这一点看，欧盟重新组织的大势已定。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新高层组阁，正极力淡化传统官僚色彩，一群专业经济人士上台后，更加务实，更加“去意识形态化”，这为更理性的政治谈判做好了准备。

    不能否认，欧盟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是欧洲在诞生首个民族国家后，第二次给世界贡献的制度创新，现在欧盟如果能在这一组织基础上继续创新，极有可能是第一个打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惯性的组织形式。现在或许还看不到结果，十年甚至百年后，回头看欧盟现在的尝试，将极具意义。其实，对欧盟在体制上的变革，对当下的各种动荡与危机，都有意义，无论是中东动荡、美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甚至全球化本身，都已发展到了现有体制边缘，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组织形式与国际格局，以应对此起彼伏的动荡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