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被称做“欧元之父”，现在不少专家认为具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缺乏统一的财政控制预算是欧元区最大的体制性障碍，也是欧元危机的制度原因，您同意这种看法吗？您对欧元体系深层次的改革有何建议？

    蒙代尔：我认为欧盟需要在财政政策协调方面更加紧密地合作，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这种合作越来越深入。随着这场债务危机不断暴露出深层次问题，势必将促进欧元体系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对财政政策执行得不好的国家，实施了一些金融方面的惩罚措施，去年欧元区也在讨论类似的安排，比如除非成员国的财政状况恢复正常，否则它们的投票权就会被暂时中止。我觉得这样的建议比较好，而且有比较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更为根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进行欧元体制上的改革。

    谈到欧元的深层次改革，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下美国当年13州如何统一处理债务问题的。1792年，美国国会通过《铸币法案》，成立了美国铸币局并制定了美国硬币流通制度，确定美元为美国货币单位。当时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这一进程的推动者，他的头像印在10美元纸币的正面。他是美元纸币上出现的两位不是美国总统的大人物之一，另外一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的头像出现在100美元的纸币正面。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汉密尔顿创造了美国货币。当时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不久，美国的13个州因战争拖欠了大批外债，而刚刚组建的联邦政府国库亏空。在各州都无力还债的时候，汉密尔顿提出建议，由联邦政府把13个州的债务统一起来并偿还所有州的外债。他的建议遭到一些反对意见，比如为什么负债低的州要为负债高的州买单。但汉密尔顿当时就确信，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债系统，美国才能在国际上树立信誉，由此各州作出了统一债务的共同努力。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从技术上说，如果能把欧盟各国的债务统一起来，这将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拥有巨大的单一国债，而欧元区资本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完全，没有统一的欧元债券,没有统一的欧洲政府，每个主权国家各自发行自己的国债。抛开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最好的情况是拥有一个单一债务。当然，这样的话，欧元区国家和非欧元区国家就会面临着问题，目前看统一各国债务面临困难。

    然而，我认为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比如二三十年之后，我们会看到欧盟各国债务的统一。比如当前欧元区总体大约7万亿欧元债务，与此同存的是美国10万～12万亿美元的负债，日本8万亿美元的负债（占GDP比例大于190%，远高于欧洲债务占ＧＤＰ的比例）。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债务状况比表面上的数据更加糟糕。如果我们把世界上三大经济区即欧洲主权债务、北美和日本的债务统一计算的话，可能达到40万亿美元，这还没有把其他一些较小的国家包括在内。富裕的国家往往有较高的债务水平，而民众也相信政府能偿还债务。可见，管理好这些债务是一个长期的巨大的挑战。

    记者：先是美元大幅波动，现在又是欧元，金融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巨大冲击，由此引发了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您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重建有何建议？

    蒙代尔：现在，全世界有190种左右的货币，如果所有的货币都各自为政，都采取浮动汇率，那将是一个完全混乱的场景。因此，我们应该去寻求一种基准货币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当前世界几大主要货币的汇率如果一直在波动的话，就不会形成有意义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如果美元或欧元维持稳定，那么我们进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者创立新的体系就相对容易得多，这是我对此问题的一个基本论点。

    回顾世界经济史，我们看到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升期都是采取了固定汇率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借助于固定汇率制实现了经济的迅速恢复。日本实行了25年的固定汇率，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外汇盈余。国际资本更活跃的中国香港也是联席汇率制。中国大陆在过去15年中的超级增长，也得益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再从过去的几次危机看，几大货币区汇率的大幅波动都对全球经济形成了负面冲击。此次金融危机也说明，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演进而来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作出调整，而保持货币的稳定性是防止金融危机的重要保障。

    如今，全球汇率体系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元、欧元汇率的不稳定。2008年次贷危机的升级，部分缘于美元对欧元汇率的上升，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自身也受到影响。从短期来看，由于美元区GDP占全世界经济总量40％左右，欧元区GDP占30％左右，两者相加已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多半，所以美元与欧元应该保持稳定的汇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更应该关注美元与欧元的汇率关系，它们汇率的波动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重大冲击。人民币将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应该和美国、欧元区三方紧密合作，终止汇率大幅度波动的不稳定状况，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形成一个有效的基准，这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长期而言，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世界货币体系，该体系应建立在一种全球储备货币上，而非仅仅在美元基础上。将来的方向，是出现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进程。具体而言，这种货币应该是基于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秩序，是一个浮动的货币篮子，如果这个篮子里面的货币有相对固定的汇率关系，那么SDR整体就可以作为一种货币。目前，这一篮子货币中美元的权重是44%，欧元是34%，日元是11%，英镑是11%。我的建议是，人民币在这一篮子货币中至少应该有一定的体现，其实英镑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远远不如今天的人民币。比如说，在未来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总的权重为70%，另外三种货币（日元10%、英镑10%、人民币10%）总共占30%。在2011年关于SDR改革的审议中，人民币应该成为一篮子货币好的候选者，中国应积极推动此项工作，这将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而且是一项切实可行的工作。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那么您怎样看待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蒙代尔：我建议人民币国际化可由其他国家来推动，如果它们有需求的话，中国再去推动。也就是说，主动性应该在国外。在此过程中，人民币不应该屈服于升值的压力，但在当前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做更多的是使贸易账户更加平衡。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中国贸易顺差扩大的问题，中国政府应该扩大国内支出、刺激消费、调整国际收支账户。我知道中国正在力图将上海打造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中心，到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而要实现此目标就需要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是这会带来相应的问题。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上，中国政府需要权衡由此带来的利弊，比如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但同时中国政府也须承担一定损失，面临着资本流向境外的不利因素。

    记者：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如何探寻经济学奥秘、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培养解决问题能力方面，您有怎样的心得与《中国金融》读者分享？

    蒙代尔：在我看来，接触了解经济学，重要的是要清楚经济学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比如经济学原理、经济理论如何运用于实际、经济实体运作机制、如何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等。经济学作为一门演化的学科，其目的是对行为和未来的事物发展进行预测，寻求世界演变的轨迹，变成政治家赖以决策的理论和经济规律。年轻学子需要做的，不光是懂得经济学纯学术方面的内容，比如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数理金融的基本原理，还要了解一些历史方面的知识，比如经济学历史、政治学历史，这些与制定经济政策有紧密的关系。因此，广博的知识背景对学习经济学大有裨益，如今年轻学子可以通过互联网、百科全书等资源十分容易地获得海量的知识信息，去了解历史上各经济实体实际运转的情况。除了广泛的阅读外，年轻人还需要怀有好奇之心，不断地问为什么。平常，我也会去看大量的经济事实和数据，但不会十分密切地关注，直到我发现了其中不同寻常之处，一些依靠原有知识无法解决的新理论时，我就会去探寻其中的原理。

    另外，学习经济学，读什么样的书也值得推敲。一般而言，一个作者能写出一本真正的好书，那么就能写出更多的好书，所以如果觉得某一作者的书不错，你就可以按图索骥，读读该作者其他的书。在经济学的历史长河中，一些经济学的经典名作永不失色，比如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更是一本供智慧之人参阅的而不是用来培训经济学家的书。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o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标志着这一学派的正式形成，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关于资本、货币和商业周期的著作是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至于去年底去世的保罗·萨缪尔森，在我看来，他更大的贡献是建立了许多有用的数学模型，首次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学数理分析的时代，为各经济学派之间的沟通架起了桥梁。这些经济学大师的书对任何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年轻学子都会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它们或许就能为年轻学子开启通往经济学奥妙世界的一扇窗。（记者　魏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