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是欧盟“成长的烦恼”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欧洲现在在世界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欧洲一直喜欢标榜为国际体系的思想者、设计者,以前他们讲起全球化是如此趾高气扬,但现在欧洲国家自顾之下,发现中国和印度分别被称作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自己则面临债台高筑、财政和外贸长期巨额赤字等严峻挑战,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很难应对非西方的挑战,这只是一个愿不愿意承认的问题。
欧债危机,一定程度上是欧盟国家中经济比较好的国家不愿意为不思进取的南欧国家埋单造成的。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过去十年中,欧盟的地图发生过数次改变,被称作“新欧洲”的中东欧国家和“老欧洲”国家间,以及现在的北部欧洲和南部欧洲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拉大,欧盟的政治抱负和经济承担能力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这恐怕是欧债危机反映的真实问题。
但需要看到的是,欧洲国家具有相当的反弹能力和自我纠偏能力。欧洲仍在利用政经优势努力扩大主导权,比如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欧债危机就制度根源来说,是超主权国家货币政策和主权国家财政税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属于欧盟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欧洲一体化进程总体来说还是在进步,我相信总有一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把它归结为“成长中的烦恼”。
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欧债危机并不代表欧洲经济模式的失败。相反,从可持续发展模式来看,欧洲经济比美国经济更有增长的潜力。欧洲人始终认为经济规模是要受到一定环境因素制约的,因此主张绿色发展、聪明发展(指加强研发和教育)和包容性发展,“欧洲2020战略”中明确把资源利用效率列为目标之一。而美国的经济发展理念是节省劳动,不节省资源,这跟欧洲相反。欧洲已经开始用税收来调节生产方式、鼓励节省资源的产业发展,充分利用劳动和人力资源。所以,欧债危机只是少数欧洲国家的危机,不等于整个欧洲的危机。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现在说欧债危机,好像欧洲是“措手不及”的。其实,对于欧元制度设计的缺陷,欧洲设计者们一开始就心知肚明。1999年欧元上马之前,美国经济学家也提出过很多质疑,欧洲精英们不可能不知道。但外界不知道的是,欧元设计者们的最终目标是成立欧洲合众国,这个目标在欧洲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手段推动,把这件事做起来,超越主权但没有财政权的欧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事实证明,每次推动欧洲一体化前进的都是危机,只有危机能让欧洲人团结起来,没有危机,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进展。
最近欧洲舆论开始有声音,认为欧洲走出危机的最终办法就是统一财政,统一财政就需要建立统一政府和联邦制度。正如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所说,没有统一财政和统一债券,欧洲就走不出危机。因此,此次欧债危机或许是为欧洲一体化扫除障碍、继续前行的契机也未可知,现在的问题是与时间赛跑的问题。
不要只从经济层面看欧债 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欧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产物,因此我们看待欧债危机,也不能仅仅用经济的眼光。当年德国放弃马克,基本上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战争与和平”(时任德国总理科尔语)的问题。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赢得欧洲信任才加入欧元区的,当时突出的问题是两德统一需要欧洲国家的支持,否则无法理解德国二战以来对欧洲一体化的巨大投入,那些都是算政治账而非简单的经济账。同样的,现在欧洲遇到欧债危机,有人认为欧洲过不了这个坎,我认为不能低估这场危机对欧洲一体化深化的推动。现在看来,欧盟解决欧债危机的前景,有可能是成立经济政府,但也不排除另两种可能性,一是保留欧盟,实施“南北欧元”;另一种可能将不合格的成员国踢出欧盟。 丁原洪(中国前驻欧盟大使):欧债危机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希望搞垮欧元的主要是美元。有个现象很有意思,IMF前总裁卡恩因“性骚乱”被捕那天,他本来是准备搭飞机去欧洲参加一个援助希腊债务的会议,而在拉加德接替卡恩成为IMF新总裁后,卡恩就被宣布无罪释放。西方媒体有评论认为,卡恩被捕和无罪释放的闹剧背后有欧元因素,因为卡恩是力推欧元的人士。我认为这种推测不无道理。从1999年欧元诞生之日起,它事实上已经以全球第二大货币的身份,对美元构成最强挑战。而之后美国就开始了对欧元的不断打压,这从美国对冲基金对欧洲的积极介入就可以看出。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带头要求改变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正是法国和德国。而美国对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一事始终是搪塞的态度,而且每每遇到欧洲试图想稳定市场对欧元信心的时候,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一定会出来降低某个欧洲国家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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