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0 
美国、欧洲和中国似乎同时在为解决政府债务问题而烦恼。

５月１６日，美国政府公债已触及１４．２９４ 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这本来没什么特别，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过几十次。通常，美国国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就会通过法案，永久或临时性地提高该上限。不过这一次，由于国会中主张削减开支的财政保守派和草根政治运动“茶党”势力一直唱反调，提高上限的法案迟迟未得通过。

几个月来，美国财政部拆东墙补西墙，才勉强维持着政府的主要开支（付给社保、医保基金的利息、军饷、国债利息和退税等）。但到８月２日，如果国会仍未就此达成妥协，美国就真的要对部分债主两手一摊－－违约了。

在欧洲，自２００９年末就开始折磨希腊并威胁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国债危机一直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财政瘦身在有关国家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弹和民众抗议。而纾困计划则让德国等出资国的纳税人心有不甘。

而在中国，规模达到１０．７万亿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颇令市场和舆论担忧，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的周转不灵风险似乎意味着，２００９年财政和信贷双扩张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将逐步显现，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乃至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压力。

相对而言，美国公债违约是三种危机情境中概率比较低，但一旦发生则牵涉面最广、冲击力最大的一个，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对美国债权市场、股市和美元造成连锁打击，甚至引发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信贷休克和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这颗炸弹的当量也不小，一旦爆炸也足以在国际金融的动荡海面上掀起巨澜，而且还连带打击对欧元的信心。

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则相对缓和一些。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稳健，且国民经济表现在黯淡的后危机时代显得相当亮眼，中国地方债目前还不会构成全局性挑战。但由于地方性债务的透明度不高，部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习惯了没有成本的过度借债、粗放投资，而又没有足够的利润和回报来支持还债甚至资金周转，累积在金融体系中的风险还是相当令人忧虑的。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这种不确定性的传导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因此，美国、欧洲和中国乃至全世界，此时都必须如履薄冰地处理好自己的财政问题，并且要有意识地加强互相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才能令世界经济航船绕过一处处暗礁，驶离２００７年金融海啸以来的危险水域。

美国的财政保守派和茶党应认识到，美国公债违约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会让全球金融心脏发生心肌梗死。即使他们要保护纳税人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益，也应适可而止，及时妥协，因为再来一次金融危机，对他们的选民也不是好事。

欧洲应该和衷共济，救援国要放下“不关我事”的狭隘心态。毕竟，如果没有放贷者当年的纵容，欧元区边缘国家也不会过度负债到如今地步。而危机国更应顾全大局，顶住国内的政治压力，厉行财政自律，大刀阔斧改革，恢复市场信心。

中国则应放宽心胸，放眼未来。目前，美国和欧洲的财政经济问题，应该予以正确的解读。美国和欧洲在处理危机时的一些做法，可能并不是那么高效，可能也会出昏招，西方的有识之士对此也多有反思。

政治与经济、民主与市场之间，其实一直存在张力，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就在于，穷人追求公平（福利和补贴），资本追求效率，而在一人一票制度下，穷人通常选票占优，于是会出台追求公平的政策，但有时走得太远，反而拖累了效率，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美国次贷危机，原因之一也即在于，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机构和金融创新，希望借此提高低收入者的住宅拥有率，但自身力有不怠，深陷泥潭。

但西方致力于认识、解决这一张力，已有几百年历史。它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智慧，特别重要的一点，只要在制度建设上保持着纠错机制，保持推陈出新的活力，那么危机的教训，也意味着改进的契机。

全球经济已进入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与合作时代，在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谁也不能轻易断言，哪种管理经济的方式更好，更有前途，更有生命力－－很可能，恰恰是最能从其他制度学习长处的制度，最有生命力。

对于中国来说，还应继续保持冷静头脑，看清自己的优势，也看清自己的隐患，并且用自信的眼光看待世界，后危机时代，谁没有软肋？在竞争中合作、博弈中共赢才是高明的战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