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鹏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坦率地指出，“国家信用遭质疑”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问题。《金融时报》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53%的法国人认为在十年内其政府可能赖债，46%的美国人也这么认为。总之，靠举债达到繁荣之路，已经行不通了。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近来无疑成了世界金融和货币市场的焦点。上月底，当债务评级公司标普（Standard & Poor’s）将希腊长期主权信用下调为垃圾级后，其两年期国债收益率急剧恶化到历史新高的20%（为德国同类国债收益率的25倍），引起全球股市和欧元的暴跌。直到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5月初相继祭出了1400亿美元援救希腊方案，以及近1万亿美元用于担保主权债务和购买主权债券的稳定欧盟方案后，才缓解了全球市场的恐慌。
欧盟陷入二战以来最困难时期
然而，这两大方案只能弥补短期债务资金缺口，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希腊的债务偿付能力问题。
据IMF分析，援救方案要求希腊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大幅削减以工资为主的政府支出（政府雇员的工资将被削减14%），将导致经济至少在今明两年严重衰退（-4%以上），使总公共债务（包括当年的和过去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009年的115%恶化到2011年的130%。大幅裁薪和严重经济衰退，将大幅推高失业率（从2009年的9%上升到2012年的15%），引起通货紧缩，使现有的债务因为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的增加，而雪上加霜。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承认援救方案只能解燃眉之需。
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希腊债务偿付能力问题呢？有三种可能办法∶
其一、债务重组：即在债务方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方按照其与债务方达到的协议作出让步；
其二、货币贬值：让希腊脱离统一货币的欧盟，以便通过本国货币的大幅贬值，摊薄欠债，并提高产品竞争力，达到增加出口和经济增长；
其三、拖欠债务或赖债：一个“无计可施”后的办法；
欧盟对这些可能出路是了然于胸的，之所以避而远之是因为目前采用任何一种办法，都将使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快速蔓延到其他“猪猡五国”（PIIGS，源于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等五个高度负债欧盟国家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它们共负债3万5000亿美元，其中近3万亿美元由欧盟银行持有），进而导致欧盟的解体。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最近开诚布公地警告欧盟成员国 ∶“我们身处在二战以来，甚至是一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全球公共债务急剧膨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次贷风暴引起的私人债务危机性质大相径庭，但是以债止债、增加公共债务再一次扮演解决债务危机救世主的角色。加上许多国家大肆举债以拯救大衰退中的经济，全球公共债务急剧膨胀，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
更令人担心的是，近三年来，因背负沉重公共债务而拖垮经济，从过去发展中国家的专利（阿根廷，泰国，俄国），变成发达国家的恶梦。
国际结算银行（简称BIS）今年3月份的报告证实了IMF的预测，到2011年，发达国家总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将从2007年的78%剧增到106%。其中，日本从167%升至204%；希腊从104%升至130%；意大利从112%升至130%；美国从62%升至100%；法国从70%升至99%；葡萄牙从71%升至97%；英国从47%升至94%；爱尔兰从28%升至93%；德国从65%升至85%；西班牙从42%升至74%；等等。发达国家超过100%的公共债务负担是二战以来最高的，已超过1998年金融危机的俄国和1999年债务和经济危机的阿根廷。
毫无疑问，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债务危机暴发，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严重衰退。
沉重公共债务的恶果
诚然增加公共债务短期内可能起到稳定金融体系、刺激经济的作用，但也种下了许多严重后果∶
首先，用公共债务来处理债务危机，带有很强的权宜性、选择性和不确定性，往往激发社会矛盾。例如，美国政府在次贷爆发后，迅速举债数万亿美元，主要用来拯救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如AIG的1820亿美元）、通用和克莱斯勒两大汽车公司（850亿美元）和两大半政府性质的房贷公司（1480亿美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止住了经济大衰退，重拾了市场信心。标普500指数写下了一年内回升80%的新纪录，华尔街也重新歌舞升平，派出了史无前例的年终奖。但是，普罗大众仍感受着严酷的经济寒冬∶接近战后最高的失业率，停滞不前的工资，房价暴跌带来的大幅资产缩水，和信贷的严重萎缩。他们很不满政府救援方案，使“利润私有化，损失国有化”∶凭什么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大银行，可以迅速得救于纳税人的钱，得益于为他们设身定做的新会计法规，得利于将源源不断的美联储几乎无息的贷款无风险地购入回报达4-5%的长期债券。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联邦政府不满或愤怒的受访者多达75%。
其次，公共债务过高，使政府影响膨胀，干扰市场正常运作，鼓励企业非理性行为。特别是政府处理危机时的“择大而救” 将进一步鼓励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行为，诱使政府不得不救的大公司无休止和不计后果地追求回报，为新的泡沫埋下伏笔。
其三，公共债务过高，影响经济增长。政府过度介入经济，将导致效率降低。莱因哈特 (Carmen Reinhart) 和罗格夫 (Kenneth Rogoff) 对过去两个世纪全球公共债务的研究发现∶高债务（公共债务占GDP比率超过90%）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低债务（公共债务占GDP比率低于30%）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2%。
其四，无论举债源于国内或国外，都有其内在风险。少数国家（如日本）的公共债务主要借自国内，债务风险较小，少受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因此，即便日本总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高居发达国家榜首（近200%），标普仍将其长期主权信用评为最高的AAA。但是内债来自本国公司利润和居民储蓄，无可避免地增加国内资金需求，推高国内利率，使一些私人部门因借贷成本过高而减少投资和消费，产生所谓的“拥挤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
大多数国家（如美国、英国和PIIGS）的公共债务主要借自国外，虽然对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拥挤效应较小，但是受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大。最近几次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国家（如阿根廷，泰国，俄国，希腊），如无一例外主要举债于国外。
还债将是痛苦过程
最后，对高债务国而言，减少公债是个很痛苦的过程。还债办法主要有三∶一、财政紧缩措施。希腊采用的正是这一节流型办法。二、贬值货币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达到贸易顺差，减少公债。奥巴马政府的五年内将出口翻一番的计划，就是这种开源型办法。但是如果高债务国都采用此法，严重的贸易冲突势所难免，减债的目的终将化为泡影。三、债务货币化（debt monetization），即大量印钞以摊薄债务。如果高债务国长期这么做，其长期主权信用将被降级，就要付出高利率以吸引资金，从而推高举债成本和投资成本。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坦率地指出，“国家信用遭质疑”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问题。《金融时报》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53%的法国人认为在十年内其政府可能赖债，46%的美国人也这么认为。总之，靠举债达到繁荣之路，已经行不通了。
作者是加州硅谷某高科技公司总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