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7-8 
　　【欧洲金融网】华盛顿正在就债务上限展开辩论，而布鲁塞尔则在关注沉重的债务负担。不过根本的问题是相同的。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公共财政失控，而政治体系运转不良、无法解决问题的局面。美国和欧洲处在同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

　　美国和欧洲正在进行的债务辩论都过于关注自身，也过于忧心忡忡，以至于能够指出二者之间联系的人少得令人惊讶。然而，让这些问题成为西方普遍危机的那些联系，应当十分明显。

　　在大西洋两岸，人们现在都很清楚：金融危机前那些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危险而不可持续的信贷繁荣所推动的。在美国，处于危机中心的是房屋所有者们；而在欧洲，利用低利率欠下无法维系债务的却是整个国家，比如希腊和意大利。

　　由于公共债务激增，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后续发展，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打击。在欧洲和美国，除了受到这种一次性冲击之外，由于婴儿潮一代人(baby-boomer)开始退休，人口结构的压力也加大了预算压力。

　　最后，在大西洋两岸，经济危机都加剧了政治分化，使得给债务问题找出理性解决方案的难度明显加大。无论是美国的茶党(Tea Party)，还是欧洲的荷兰自由党(Dutch Freedom Party)和正统芬兰党(True Finns)，民粹主义运动都呈现出崛起的势头。

　　欧洲和美国代表着同一场危机的两面，这种观点迟迟无法被人们接受。许多年来，大西洋两岸的精英们都一直在强调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的不同之处。我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场欧洲召开的会议，会上两大派别展开争论：一派渴望实行美国式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另一派热切地为被定义为与美国相反的欧洲社会模式进行辩护。欧洲的政治辩论也与此相似。一些人希望布鲁塞尔模仿华盛顿，成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同盟的首府；也有另一派人坚持认为，欧洲合众国不可能实现。但双方都认同的一个观点是，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战略上，美国和欧洲都位于两个不同的星球。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言，“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金星。”

　　美国的政治辩论中，仍然在把“欧洲”的他性(otherness)作为一个参照点。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引入“欧洲式社会主义”的指责，用意在于给他涂上“非美国”的色彩。一些左派人士的确把欧洲看作一个行为方式不同的地方，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比美国做得更好，比如提供普遍的医疗保障。

　　然而这两个地区间困境的相似之处，远比不同之处更为明显。它们的共同之处包括债务堆积如山、经济低迷，福利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高昂、想改革却积重难返，对未来充满担忧，以及政坛陷入僵局。

　　美国艰难地控制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老年医保(Medicare)成本，欧洲领导人对此非常熟悉，他们也在艰难地削减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开支。许多欧洲人曾经认为美国政治家有着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施行的是真正的联邦制度。一些人仍然认为，从长远来看，稳定欧元的唯一办法是向着仿照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迈进。然而眼下，华盛顿的政治运行却比布鲁塞尔更加混乱。华盛顿似乎不可能对债务和开支问题进行严肃的辩论（更遑论实际解决问题），这让美国政治体制是欧洲榜样的想法显得十分可笑。

　　当然，大西洋两岸的辩论中，仍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美元的公信力背后有坚实的历史支撑，而欧元面世才不过十年出头。造成欧洲体制瘫痪的政治分歧中，责任最重的是国家间的隔阂。但在美国的辩论中，并没有与希腊和德国之间严重分歧相似的成分。在欧洲，解决债务高昂问题的方案中可能包含增税这一观点不会受到质疑。而在美国，共和党反对增税的立场，却在政治辩论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由于专注于各自的问题和差异，美国和欧洲迟迟意识不到双方高度相似的危机之间存在的关联。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分析人士却更容易观察到共同的趋势。由于西方国家自己的政治经济问题深重，要求任何西方人都应当停止“给中国上课”，已经成为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标准做法。

　　批评西方的中国人能够凭借距离赋予的冷峻透彻，洞悉欧洲和美国的困境。然而他们的骄傲和自负，却会使其忽视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一个繁荣而自信的西方。如果西方病情加重，就会产生尝试更极端的新疗法的冲动，其中可能包括向保护主义和资本管控靠拢。如果全球化出现倒退，中国可能也会经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责任编辑：佐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