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的公共债务问题再次引起全球投资者和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国家的关注，久拖不决的债务上限问题甚至导致联邦政府的关门歇业。鉴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及国会和政府之间经常性的政策博弈时常上演一出又一出的“闹剧”，对这一公共政策决策形式无需过分在意。因为任何一方都很清楚，债务违约不可接受，也是得不偿失的，各方不过是借此来提升自身的议价能力，争取更多的博弈筹码，债务上限问题不过是其政党政治的产物。事实上，对债务上限真正的容忍度取决于美国可接受的通货膨胀水平，鉴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并不严重，甚至通货紧缩威胁是美国当下最担忧的问题，因此，最终提高债务上限是毋庸置疑的。真正值得关心的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国际经济金融问题。

　　在美国公债规模不断逼近上限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并未对此作出激烈反应，这间接表明金融市场坚信美国国会一定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投资者的这种反应和态度也并不奇怪，如果忽视通货膨胀风险，那么从各种角度看，美债均不存在直接的违约（绝对）风险。首先，从货币制度看，在信用本位时代，一国政府对其本币计价的债务采取直接违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印钞和通货膨胀这一更为隐蔽的间接违约手段，将经济、政治和社会成本降至最低，但政府对外币计价的债务会面临偿付问题。仅就美国而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决定了其拥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巨大优势，其外债均以美元计价，即可以通过印钞解决对外偿付能力。其次，从公债持有结构看，美债持有人高度分散，既有国内投资者，也有国际投资者，即使政府有意违约，选择性违约也难以实行，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违约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再次，从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看，由于奥巴马提名詹妮特·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鸽派的联储新主席会继续奉行宽松货币政策，同时，鉴于利率零下界对货币政策刺激力度的客观限制，无论是从经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偏好上看，美联储继续执行宽松政策的可能性都是非常高的，因此，可以预期联储短期内不会缩减购债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时间很可能会晚于预期，因其希望通过延长宽松政策的时间来弥补零下界约束对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的限制，同时也会间接减轻公债本息的偿付压力，为债务问题提供空间。

　　从国际货币体系看，在当前的中心－外围模式下，商品和资源出口的外围国家利用中心国家的安全资产（美债）作为国际储备，这一体系能否有效运行，取决于美元能否满足该体系稳定所需的三个必要条件：其一，中心国家的资产必须具备安全性和流动性；其二，资产必须提供一定的回报；其三，资产必须具备充足的供给。首先，美债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毋庸置疑；其次，美债的收益性虽然因安全性和流动性溢价而有所下降，但收益并非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根本问题；最后，备受关注的是，美国能否持续为各国提供安全储备资产。美国的财政能力是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一个新的“特里芬困境”，即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持续安全资产需求要求美国公债与其GDP之比保持趋势性增长，而安全性要求保持这一比例相对稳定，这就产生了内在冲突。从美国目前的财政状况看，鉴于其在发达国家中的税率近乎最低，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偿债能力仍然很高。从短期看，财政特里芬难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其一，调整各国的国际储备构成，但这有赖于美国放宽投资限制，避免对美投资过度集中于公债；其二，提高美国的GDP，实现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但这有赖于世界各国同心协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以此来做大全球和美国的GDP总量。从长期看，新特里芬难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治理。

　　此外，决定一国国债规模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及其变动，在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四大主要经济体中，对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和债务压力的预测表明，美国的人口结构最优，债务压力最小，因此，美债在长期也是相对安全的。另外，除了表内公共债务外，需要关注的是美国政府的“表外负债”，即联邦政府显性和隐性的担保、承诺和救助所形成的债务。

　　（作者系上海海洋大学、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孙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