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情绪蔓延全球
信息来自:金融时报 · 作者:吉迪恩 拉赫曼 · 日期:05-02-2013

2012-8-15

政客开始迎合纳税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从来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为支持法国政府近期将最高一级个人所得税率提升至75%的决定,该国财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向《世界报》(Le Monde)表示:“这不是一个惩罚措施,而是一个爱国举措。”他解释称,富裕阶层正被赋予为解决法国财政问题做出“特殊贡献”的机会。我相信富人对此一定非常感激。

目前法国政府无疑面临着巨大风险,因其将国内税率提升至远高于邻国的水平。但将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政府描绘为过时的社会主义恐龙则是个错误。事实上,新一届法国政府走在了一股国际新趋势的最前沿:全球范围内对富裕阶层的敌意正在重塑从欧洲、美国到中国的政治局势。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议铺开红地毯欢迎因为高税率而逃离法国之人。但即使在现行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仅为45%的英国,也出现了针对富裕阶层的新的敌对情绪。目前就连保守党政客都不敢站出来为银行家的高薪辩护。
而在美国,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将对“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增税作为竞选纲领之一。参照法国的标准来看,奥巴马希望施行的增税幅度简直小得可笑。奥巴马仅仅希望将最高一级个人所得税率从35%提升至39.6%,同时增加对资本利得以及股息收入的征税力度。
但奥巴马的一些策略和奥朗德在法国取得成功的竞选活动颇为相似。法国社会党抓住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浮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结交超级富豪这两点大做文章。与之一脉相通的是,奥巴马在竞选活动中攻击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是逃税的“1%”富人阶层的代表,并嘲讽罗姆尼妻子拥有盛装舞步赛马。这些做法听起来有些冒险,因为美国人有仰慕富人而非嫉妒他们的传统。但投票结果显示奥巴马的战术赢得了选民支持。美国民众以64%比33%的悬殊差距支持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增税。
富人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间的隔阂不仅在西方属于政治敏感话题。在当前中国政治中,有钱与有权阶层的生活方式同样是最为敏感而危险的话题。近期彭博通讯社(Bloomberg News)的网站在中国遭到屏蔽。该网站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即将上台的新一届国家主席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文章。屏蔽网站很明显是对这一行为的惩罚。
在几周前的一起事件中,启东市因污染问题引发骚乱的形势急转直下,示威人群要求获知当地市委书记所穿服装是什么品牌。BBC的报道称:“据称当示威者发现是一个昂贵的意大利品牌时,他们将市委书记的衣服剥至腰间。”
为什么会发生上述事件?《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的詹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公民,目前生活在富人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间的差距较上一代显著扩大的国家中。”这一趋势在西方最为显著。贝多斯指出,在美国,“最富裕1%人群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由上世纪70年代的8%增长至2007年的24%,增了两倍”。
这种财富转移最终很可能引发政治反抗。“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就是触发反抗的导火索,因其增大了普通人维持生活水平的压力,同时暴露出统治阶层的不当行径。从奥巴马到奥朗德的西方政治家都在试图控制并疏导这种新出现的社会情绪。在受“大衰退”影响较小的亚洲地区,其他因素可能在发挥影响。互联网以及微博的兴起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容易,也更易于激起民众对劳苦大众与超级富豪之间巨大鸿沟的愤慨情绪。
如果这种新的社会情绪巩固下来,将可能标志着一个以低税率、宽松监管以及贫富差距加大为特征的时代的结束。该时代始于上世纪70年代晚期,在西方以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掌权为标志,在中国则以邓小平当政为标志。当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出任首相时,英国最高一级个人所得税率为83%,而她将其先降至60%,随后降至40%,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一直保持在该水平。而当里根上任时,美国最高一级个人所得税率为70%。他将其先降至50%,最终下调至28%。在中国,邓小平抓住了时代精神的脉络,指出“致富光荣”。
如今一股新的全球趋势已经开始发挥影响。在中国,政治领袖们回避直接赞美财富。而在西方国家,资金紧缺的政客们则急于对近来变得不受欢迎的富人阶层增税。关键问题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增税是否仍然可行。正如卡梅伦有关红地毯的不当言辞所展现的,任何政府如果增税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则将产生引发资本与商业外逃的风险。超级富豪们非常灵活并且消息灵通。
然而,小康阶层可能难以逃脱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的增税大潮。1979年被撒切尔击败下台的前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富有前瞻性地指出:“总有一些时候,也许每过30年,政治形势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撒切尔和里根时代开始约30年后,一轮新的巨变正降临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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