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2 13:56

　　随着新冠肺炎疫苗的推出、经济活动增加及出行反弹，2021年全球能源行业已呈现结构性复苏态势，能源转型步伐加快，清洁低碳能源发展势头迅猛，“碳减排”“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那么，石油和天然气作为当前能源结构的主体及影响能源安全保障的焦点，未来的走势会如何演绎?“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能源转型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怎么才能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带着一系列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内著名能源经济学家、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吕建中先生。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受疫情冲击，国际油价跌宕起伏，最近已越过60美元/桶的关口。在此背景下，您对2021年及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油气行业发展态势如何预判?
 
　　吕建中：2020年世界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国际原油市场跌宕起伏，经历了石油刚性需求断崖式减少、欧佩克(OPEC)+深化减产谈判破裂、主要生产国“增产争市降价”，甚至出现“负油价”，再到美国大选等诸多历史时刻，分别从供应和需求两侧冲击国际石油市场，使油价整体呈现深“V”走势。上半年，国际油价一度出现了历史性暴跌，不仅打破了多个超低价位记录，而且4月20日纽约WTI的5月期货合约价还跌至史无前例的-37美元；下半年，随着全球防疫形势逐步好转，特别是中国统筹防疫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世界油气市场基本走出低谷，开始呈现结构性复苏态势，国际油价也开启了缓慢上行通道。
 
　　必须看到，当前全球整体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实现疫苗全面接种尚需时日，多国疫情仍在持续恶化，新出现的变异病毒传染性更强，给疫情防控增加了难度，不得不反复收紧防控措施，诱发市场频繁“暂停”和“重启”，从而加剧油价波动及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性。目前看来，供应侧的不确定因素主要集中在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美国页岩油恢复、美伊关系走向以及OPEC+联盟凝聚力等方面。
 
　　2021年1月初，第13届OPEC+部长级会议达成了减产协议。由于产油国超额执行减产协议直接刺激了国际油价上涨，欧佩克成员国1月份原油产量环比仅增长16万桶/日，远低于50万桶/日的计划增产额度。2月3日，OPEC+月度会议决定维持产量政策不变，托市意向明显。会议协商结果表明，其“小步快跑、应变及时”的产量灵活调整策略，有利于促进中短期国际石油供需关系的再平衡，建立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防止油价大起大落，激发了市场看涨的情绪。
 
　　另外，从美国拜登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政策来看，将更加重视清洁能源发展，限制化石能源发展，长期页岩油的投资可能会受限。中短期内，预计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委内瑞拉实施制裁，这也是供应侧的风险之一。
 
　　综上所述，展望2021年及未来一段时期，尽管全球油气行业发展及市场走势依然充满较多变数和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总体上将有望实现结构性复苏，即供给侧顺应需求侧变化及时进行产量调整，OPEC+联盟谨慎维护国际石油市场再平衡，中短期内推动市场和价格稳中有升，但也可能导致全球石油行业长期投资不足。对中国来说，则有利于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但也需优化调整石油进口、战略储备、国际合作等策略。
 
　　《金融时报》记者：目前，能源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低碳化、清洁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业内共识。“十四五”时期能源转型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如何统筹处理好能源安全、能源公平、能源生态的优化平衡问题?
 
　　吕建中：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多处强调了能源及其直接相关的资源环境等问题，主要涉及能源安全、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深化改革、绿色环保、民生保障等多个方面，为中国未来五年及更长一个时期的能源转型发展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多年来，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能源绿色清洁转型发展的力度和成效，将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中国已承诺将按照《巴黎协定》要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此，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节约优先的方针，加快建设节能型国家和节约型社会。同时，完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扩大碳排放权交易，以市场化机制促进节能减排。
 
　　据统计，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2.3%，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2.2%。令人欣喜的是，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已升至24.5%，煤炭消费占比则降至56.7%。清洁能源的消纳持续好转，风力、太阳能发电利用率分别达到96.6%和98.3%。
 
　　应当看到，能源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注重多种能源之间的互补，而勿将其割裂开来。特别是非水电类可再生能源发电还存在着间歇性、不稳定性问题，并网技术性能差。近日，美国部分地区因冬季暴风雪导致大规模断电停电，就与供电系统老化，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停摆”有着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导致当地油气产量大幅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国际油价的上涨。因此，应站在综合能源系统、多能互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推动能源系统逐步向清洁化、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转型。在综合能源系统中，传统能源如清洁煤发电，需要加强与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进行互补，推动可再生能源比例逐步提高，才能够更安全、更高效、更经济的发展新能源。
 
　　在“十四五”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将面临能源安全、能源公平、能源生态三者之间的平衡难题，国际上称之为能源的“三元悖论”。我国是能源消费、进口大国，需要在保障安全中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再反过来依靠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和替代，实现高质量的能源安全保障。
 
　　一方面，要增强国内能源生产、自足供应及战略储备能力。在多措并举推进传统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全面推进能源转型以及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替代，有效控制油气对外依存度增长，提升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掌控能力。
 
　　此外，要深化能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依靠市场开放和竞争，增强能源供应的多样性、灵活性，降低社会用能价格和成本。加强能源需求侧管理，建立完善紧急情况下民生用能保障机制和需求压减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用能的便利性、可负担性、可持续性，增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民生福祉。
 
　　另一方面，要优化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体系。综合利用风能、光能、生物质、地热和天然气等，构建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持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生产消费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严控排放标准，从源头上摆脱高碳时代的“路径依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
 
　　总之，“十四五”时期，要把保障能源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应急安全与战略安全层级进行中长期部署，致力于构建本土化、区域化的可再生能源供应体系；把促进能源公平作为发展宗旨，进一步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能源可及性，使优质能源普及程度成为衡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把保护能源生态作为约束条件，严格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政策，设定碳排放上限，用可再生能源满足能源消费增长，到2035年基本实现能源安全、能源公平、能源生态的平衡协同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十四五”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能源环境也同样日趋复杂。如何看待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中国的能源政策应当如何调整?
 
　　吕建中：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问题的核心就是能源安全，这直接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而国家能源政策在能源高质量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中起着基础性、导向性作用。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已形成比较完整的能源产业体系，能源自给率基本保持在80%的较高水平，总体上能源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我国的传统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高达80%以上，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较高，成为影响能源安全的重点和风险点。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但其电气化带来的终端用能革命还未完全普及。目前，我国终端用能结构中电力占比约为25%左右，预计到2050年可达到50%。可再生能源基本上都需要转化为电能才能使用，无法大规模替代传统能源。因此，“十四五”时期需从实际出发，着力构建多能互补的协同安全保障机制。
 
　　一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多元化的稳定供给格局。中国是世界油气消费和进口大国，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过程中，难以避免受到资源约束，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发展模式，实现能源行业的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要把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构筑互利共赢的能源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合作体系。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国际能源秩序和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秉承竞争中性原则，做好国家或地区之间能源战略、项目规划、运行机制以及能源政策、法规标准、文化传统等有机衔接。
 
　　二是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掌握能源革命的主动权。坚持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实现价值链，借助“三链融合”为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诚然，高质量的能源技术创新是推动能源革命和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能源技术革命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是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尊重能源科技创新规律，把握全球能源技术发展趋势，重视能源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积极打造能源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高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装备制造水平。同时，要完善能源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过程中，注重优化能源科技规划和运行，推动重点能源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重视营造开放、包容、协同、有序、可持续的创新生态，努力占领技术制高点，培育产业链的国际竞争新优势等。
 
　　三是加快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建设，优化能源空间发展布局。要以推进能源革命为抓手，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增强国内生产和储运能力,促进多能互补耦合。在传统能源领域，需要强调上中下游的有效协同。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炼油国，炼油产能过剩矛盾突出，需要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突出加强储运能力、应急体系建设；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需要大力推进和完善全产业链发展。这是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的重要领域，要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化能源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战略中，率先大幅度提升能源清洁化、低碳化及电气化水平，同步打造现代化的智慧能源体系。
 
　　最后想强调一点，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加速期，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转折。“十四五”是中国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构建新型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要继续瞄准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不放松；另一方面，要大力创新绿色工业化、绿色现代化，致力于在绿色发展方面实现“弯道超车”，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发展体系。
  
　　来源：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