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5月22日       来源：广州日报     

    垃圾焚烧是很多发达城市的最终选择 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减量是焚烧处理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记者张强、何涛、杜安娜(署名除外)

    发达国家、地区垃圾焚烧的经验各异，一般认为，因文化相近，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大城市以及中国澳门等地的经验对中国内地更有借鉴意义。为此，本报稍早前曾派出多路记者分赴这些地区采访考察其垃圾处理的方式，深入剖析其垃圾处理的历程不难发现，首尔、新加坡和澳门等城市垃圾焚烧取得成功有着同样的“先决条件”：民众支持、合理选址和做好分类。

    开篇语：    

    “垃圾围城”是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各大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的紧迫问题。人口越来越多，居民消费越来越旺盛，城市的垃圾随之越来越多，垃圾填埋场趋于饱和，我们每天产生的大量垃圾该往何处去？发达国家、地区的垃圾处理经验引人注目。

    人多地少不得不烧 尽量回收 焚余填埋

    垃圾围城，似乎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起初，各大城市都选择最省事的填埋方式来处理垃圾，但在人地矛盾凸显后，它们又都被迫转用焚烧的方式处理垃圾。

    新加坡人多地少，上世纪7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工业化高歌猛进，垃圾无处可埋，垃圾围城问题日益突出，于是开始考虑效仿工业化前辈日、德两国，推行垃圾焚烧。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大士南垃圾焚化厂经理Pang Fook Chong(音译：“潘复仲”)在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工作了近27年。他告诉本报记者，新加坡第一家垃圾焚化厂“乌鲁班丹垃圾焚化厂”1979年投入使用，从开建到投产，民众都予以理解和支持，因为垃圾围城是每位市民都能切身感受到的重大民生问题。目前新加坡的垃圾回收率接近60%，政府提出要在2030年把垃圾回收率提高至70%。

    目前，新加坡全国每天产生的垃圾量近17000吨，56%被回收再利用，41%被焚烧；其余3%既不可回收又不能焚烧，最终被填埋。布鲁班丹焚化厂已于2009年“退休”，目前新加坡共有4座垃圾焚化厂在运营，每天焚化6900吨垃圾，焚化产生1600吨灰烬。灰烬和既不可回收又不能焚烧的垃圾被运往一个叫“圣马高”的垃圾填埋专用人工小岛。

    澳门也于上世纪80年代遭遇“垃圾围城”，几个垃圾填埋场陆续饱和，1987年，澳门行政当局决定寻求他法。原先被规划为垃圾填埋区的北安工业填海区被选定为垃圾焚化厂厂址，1992年，澳门垃圾焚化厂正式启用。

    澳门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黄就顺说：“澳门面积小，垃圾填埋区占地面积大，使用寿命有限，对环境有影响，已不适用。改为焚化法，既清洁又减少土地压力。”

    并非所有城市的市民都像新加坡民众那样从一开始就支持垃圾焚烧。韩国首都首尔市政府资源循环局局长金暻中向记者坦言：“由于周边居民的反对，首尔的4座垃圾焚烧厂中有3座停工了多年。为了做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政府挨家挨户去谈，到2007年终于做通了焚烧厂周边居民的思想工作，4个垃圾焚烧厂这才全部重新投入运营。”

    受困于垃圾围城，1993年，首尔停用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兰芝岛垃圾填埋场，随后在兰芝岛上上马建设麻浦垃圾焚烧厂。

    首尔分类靠市民新加坡有大批收集商

    垃圾焚烧是垃圾分类的一个下游环节，不分类就无法焚烧。中国各大城市近年来无不向市民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的生活理念，但成效并不显著。

    南京人章蓉已在韩国生活了14年。她说，垃圾分类已成为韩国国民的生活习惯。章蓉的家门口放着3个纸箱，一个装废纸、废报，一个装塑料袋，一个装玻璃瓶、塑料瓶和易拉罐，有专人每周清收一次纸箱里的垃圾。

    至于剩饭剩菜，章蓉会单独倒进一个垃圾袋里，丢到楼下的绿色垃圾桶里，每天早上由垃圾车运走。公寓给每户家庭都配发了一个过滤水分的桶，以确保倒进垃圾袋里的餐厨垃圾是干的。

    每个小区还配有一个大箱子，用于装放居民丢弃的旧衣服、旧鞋子。这些旧衣、旧鞋由专人收走后，经过清洗、熨平，最终将被送到非洲送给那里的穷人。

    通过分类和回收再利用，最终运进焚烧厂的垃圾已经不多。目前，首尔市平均日产垃圾约11500吨，4座大型垃圾焚烧厂再加上其他小型垃圾焚烧厂，每天焚烧垃圾超过4000吨。

    并非所有城市的民间垃圾分类工作都做得像首尔那样扎实，新加坡全国的垃圾焚烧比例与首尔相近，但该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主要靠专业公司。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市民Barry小姐坦言：“我经常忘记将垃圾分类。”像她这样尚未养成垃圾分类习惯的人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垃圾收集商承担了补漏工作。从2001年开始，新加坡的垃圾收集全面私有化，目前该国共有约400家生活垃圾收集商，他们都持有政府发放的许可证，企业可自由选择垃圾收集商。

    每天，垃圾收集商都会到商店和居民楼将垃圾收走，运输到建在郊区、工业区的工厂进行分类，回收可循环利用的部分。不能回收的垃圾，就运送到垃圾焚烧厂焚化，一吨需付77新币(约合382元人民币)垃圾处理费。

    处理费并不由政府补贴，而是由企业、商户和居民缴纳。比如，政府对居民按照住宅的性质(公屋或私有住宅)及其面积征收不同标准的垃圾处理费，对商店按照每日垃圾产生量确定收费标准。处理费由电网公司代为收缴，不交费就不供电。电网公司收费后，再转交给垃圾收集商。

    排放用数据说话得到市民支持

    新加坡民众之所以不排斥垃圾焚烧厂，除了对人多地少的国情有高度共识，也与焚烧厂“用数据说话”密不可分。

    新加坡大士南垃圾焚化厂排放的废气少于1微克/立方米，其中，二噁英含量少于0.1纳克/立方米(纳克是质量单位，1000纳克等于1微克)。Pang Fook Chong经理自豪地对记者说：“新加坡的《环境保护法》允许工厂最多排放废气100微克/立方米，我们垃圾焚化厂的排放量只是法律许可范围内的1%，比一般工厂干净多了！”

    各家垃圾焚烧厂的低排放带来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垃圾焚烧厂周边的人气越来越兴旺。比如，乌鲁班丹焚化厂建设之初周边近5公里没有居民住宅楼，但随着中心城区不断扩张，1986年左右，该焚化厂附近出现了居民小区，并逐渐增多。最终，焚化厂被居民小区包围，到焚烧厂的距离被缩短至2公里。

    各国、各地区启动垃圾焚烧厂，无不与垃圾分类工作双管齐下，其终极目的是引导市民减少垃圾“产量”。金暻中说，1995年首尔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2006年降到了日均1.1万吨，最近几年仍呈减少趋势。与此同时，日均垃圾回收再利用量从1995年的日均3159吨增加到了2006年的日均7346吨。

    为了减少垃圾排放，首尔市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其中包括对垃圾袋收费。首尔超市里出售的垃圾袋有两大类，一类用于装普通垃圾，容量20升的售价353韩元(约1.9元人民币)；另一类用于装饮食垃圾，容量3升的售价66韩元(0.36元人民币)。据首尔市政府的统计，一个家庭平均每月购买垃圾袋费用约2500韩元(约13.5元人民币)。金暻中说：“想节约垃圾袋的钱，就必须减少生活垃圾排放量，这已成为许多韩国家庭主妇考虑的问题。”

    首尔目前只保留了一个垃圾填埋场，原本用到2022年就会饱和，但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减少了垃圾填埋量，这座填埋场的寿命预计可延长22年。

    “垃圾焚烧厂选址一定要在城市规划时就确定好，而且越早建越好。在城市新区建垃圾焚烧厂的阻力远远低于在老城区建，我们往往在新区先建好焚烧厂，再让百姓前去居住。”金暻中说。

（责任编辑：彭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