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马成果有限，“大戏”留到巴黎
信息来自：南方周末 · 作者：李硕 · 日期：10-01-2015
气候谈判：旧制度已死，新秩序未立
2014-12-19
没有逾越大国立场的决议
秘鲁当地时间2014年12月14日凌晨1点，利马气候大会主席、秘鲁环境部长曼努埃尔•普尔加•比达尔敲下了小槌，会议一揽子决议“利马气候行动呼吁”就此达成。这是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之后，气候谈判第二次经历如此漫长的“难产”。
此前五十多个小时，这份承载通向巴黎之路的薄薄草案触碰着各方的立场底线和体力极限。三易其稿后，最终决议包含5页22个自然段与一个附件。
对于彻夜值守的各国代表和观察员来说，疲惫的两周谈判就此结束；对于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来说，2015气候大年的帷幕才徐徐打开。利马决议对明年各国提交2020年之后气候目标制定了进一步的要求，2015年各方将在巴黎见证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后又一次各国大规模提交中长期气候目标的“盛况”。
遗憾的是，在利马会议谈判最后阶段的僵持中，文本被不断“瘦身”，能够代表环境有效性的文字被不断弱化，决议对2020年后的目标提交仅仅做了最为基本的要求。同时，谈判产出了一份包含各种选项的37页巴黎协议草案，这份文件将成为未来新气候条约的雏形。
回顾前往利马的征途，气候政治重归国际关系核心舞台。
2014年9月的气候峰会虽没有哥本哈根元首云集的场面，但仍是高级别领导在纽约发出的气候强音。2014年11月公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更是“掐着点儿”向气候进程投下的重磅新闻。
政治家汲取了哥本哈根教训。这一次，他们学会了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把难题拿到台面下提前解决。这导致利马会议虽不缺乏唇枪舌剑，但背后则是各国大多知根知底、不犯底线。同时，利马会议的任务也不是产出高级别的政治决定，最终的一揽子文本是一个没有逾越大国立场的过程性的决议。
利马会议与明年巴黎会议的政治分量，就好比这两座城市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前者在拉美地区也得努力才勉强可以声称一线城市，后者则是时尚世界皇冠上的一枚钻石。
气候谈判的真正大戏被留到巴黎，而巴黎演出的精彩程度将取决于各方如何解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原则和对发展中国家支持这两个问题。
巴黎气候会议挑战重重
气候谈判最擅长产出五花八门的缩略词，诸如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转变和林业）这些晦涩名词往往让旁观者摸不着头脑。在这些联合国词库中，最家喻户晓却又最不为人知的缩略语恐怕就是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每逢缔约方大会，这条沉睡在《公约》第三章第一款，已经二十岁的原则便会被唤醒——被与会者挂在嘴边，被代表们安插在大小决议里。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词相对的则是没有人能给其真正定义。这正是巴黎会议所要面对的挑战。
如果把《公约》比做一间涵盖所有国家权利、义务的房子，那么这间房子的唯一顶梁柱——《京都议定书》已经老化。经过十余年，《京都议定书》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既不具有力度也不代表世界排放的大部分份额。
巴黎协议即将成为新的顶梁柱。这个新的协议显然不能停留在《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简单两分法之上。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又应该按照怎样的新模式反映到巴黎协议中呢？各个国家应该怎样在《公约》的大房子里定位自己的小隔间呢？
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旧制度已死，但世界还没有准备好迎来一个新秩序。留在各国代表面前的是一年的时间和一份37页的巴黎协议草案。
如果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中、美、欧、印等大块头之间的博弈，那么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适应、能力建设、损失损害补偿的援助，就是能力最弱、受气候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利害关切。
巴黎协议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国家集团，会议必须在上述问题上取得突破才能取得成功。在利马决议中，适应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之下已经得到一些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气候谈判既往只重减排的“偏见”。
但对已有承诺的兑现、气候资金的路线图、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的定位等老大难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对于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等集团而言，这些问题将无疑被留到巴黎会议的最后一晚，作为各个大国集团间讨价还价的筹码。
构建多边环境机制需中国贡献
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巴黎气候会议进程中的贡献抱有广泛希望。《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全球气候行动注入了近年来鲜见的活力，这一活力应该在2015年被更进一步地带到多边谈判进程之中。
在达成新气候协议的过程中，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国内需要进一步深化扎实的节能减排工作；其次，中国应该为多边政治进程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智慧。
第一点贡献要求中国在明年早些时候拿出具有力度的2020年之后的减排承诺。中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宣布的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达到峰值的目标，已经在联合国要求的时间线之前，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排放“登顶”的时间。
第二点贡献要求中国认真准备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讨论。在这一问题上，世界对中国要拒绝什么的认识远清晰于对中国想要什么的了解。中国应该围绕巴黎协议草案认真筹备，在磋商最终协议文本的过程中拿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根据国际环境协议数据库项目统计，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进程已经进入沉寂期，从多边环境协议达成的数量、质量、重要性等方面，多边环境治理都徘徊在1990年代全盛期后的低谷。
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行动与政治智慧将最终决定巴黎协议的质量。从这一角度讲，巴黎协议除了承担着拯救气候的重任，更肩负着重振多边环境进程，开创全球环保新权利义务关系的历史使命。
网络编辑: 刘小珊
责任编辑: 曹海东 蒋昕捷
助理编辑 刘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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