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对外开放，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必须这么做的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必须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越是发展就越要开放，面对世情国情的变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对外开放，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必须这么做的问题。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就必须要构建这样的一个新体制。2013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但是仍然是大而不强。我们与世界贸易强国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贸易从大到强，我们需要构建这样的新体制。
第二，我们要从吸引外资为主向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这就需要我们构建这样的一个新体制、机制。
第三我们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我们需要构建这样的新体制。我们是国际合作的后来者，也是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实践者，但不是制定者。我们需要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贸易投资规则。同时，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必须要构建一个新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第四这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涵
一是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抓手，改革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利用外资仍然采用专案审批加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审批环节多。这种审批方法必须要改。2013年，我国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一个重大探索。实行简政放权、创新管理体制、探索新的管理方式。经过五个多月的实践，初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的试验受到世界各国欢迎和重视，得到国内各方面的关注，同时也可以证明中国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做法是可行的。
二是坚持多边贸易和自贸区两个轮子一起转，推动完善全球贸易管理体制。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20国集团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作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宏观政策协调和市场开放，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同时，我国还将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关系。
三是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体制。我国要协同推进东中西部的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外开放是从东到西的，东部地区对外开放起步早、发展快，但是相对东部而言，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开放总体滞后，这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我国要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要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同时，我国要加快沿边开放的步伐，特别是要鼓励沿边的口岸、边境城市，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员和贸易往来。2013年，我国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促进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提升沿边开放的水平。
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能力
为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金融危机，踏上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道路，需要构建和完善开放合作、互利共盈的全球贸易体系。在此，提四点倡议：
一是积极推进多边体制的后发力谈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是全球多边贸易的基石，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对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经济贸易的一个重要基础。2013年底，世贸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 “巴厘一揽子协定”的达成是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12年来首次实现零的突破，使人们重拾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现在，世界组织成员都在探讨协议的实施和结束多哈会谈的路径选项，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促进多边贸易体制朝着更加开放、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
二是积极推进开放、包容、透明的自贸区谈判。当前，全球各种区域安排快速发展，包括近几年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在内的各种大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国自贸区谈判这几年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已经建立了10个自由贸易区。我们主张坚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进行企业经济合作，既有利于参与方，又能体现对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的支持。
三是积极推动国际投资规则的谈判。二战以来形成的多边贸易体制，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使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在全球跨国投资不断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构建统一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完善投资环境，打破各种各样的投资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准入，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降低不必要的投资风险，为跨国投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关谈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五年多来，多边贸易体制、20国集团、区域经济合作等国际治理平台有了新的发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国际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全球价值链、发展援助，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规则，都在不断演进。总的来看，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是积极的，是以变革来适应当前新形势的，我们愿意与各方共同合作，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
历史已经证明，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与健康发展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今后一个时期各国应认真履行有关承诺，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坚持通过沟通、协调化解摩擦，坚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扩大利益交汇点，共同塑造合作共赢的全球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钟 山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本文是作者3月23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所作的演讲。本刊根据录音整理。）
·问答·
提问：我是马丁，来自WAP，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给两位专家的，这个论坛到现在还没有提到国企改革；第二你也提到知识鸿沟，尤其包括数字技术、数码技术方面，中国的公司在这方面也是做得越来越好，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了领跑者。过去几年，可以看看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的发展，事实上他们也创造了新的模式，包括互联网的金融交易市场。这样的模式甚至可以全球范围内推广。
钟山：中国国企改革已经坚持了20多年，国企一直在改革当中。比如，国企不断重组，国企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但是，我也不回避，国企仍然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几年，我国对国企改革的力度在不断加大。金融、银行原来100%都是国有的，现在上市了，股权多元化了，这就说明他是面向市场的，而且这些国企改革、金融银行的大改革，也有相当一部分股权在外国人手里，其他的像中国的石油、通信等等行业的大国企，也进行了大力度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国企的改革步子将进一步加大。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首先简要的点评一下，然后再来回答国企改革的问题。传统来说开放会对国企带来压力，这是开放的好处，这样的压力能够促进市场的力量，能够使国企提高效率。我觉得这是比较对的真理。但是，怎么开放需要谨慎，因为开放未必带来好的效果。比如，有些在美国的行业是有开放的，但是没有很好的、很强的竞争，虽然没有贸易限制，但是有其他市场准入的障碍，除了刚才讲到的贸易壁垒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准入壁垒，所以他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电信的成本在美国比其他国家高很多，因为其他国家电信竞争更加充分。所以，开放本身或者说独自开放不足以保证有竞争，在某些领域我觉得知识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领先者。另外，像光伏，以及其他领域，中国的大力发展也给世界带来了好处。确实，这个发展促进了全球知识差距的弥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领域需要来改变，比如中国的人均GDP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非常非常低，需要进一步提高、进一步赶超。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特别针对中国来讲，因为现在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是扮演追赶的角色。
提问：我的问题是有关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特别是在光伏领域。我来自江苏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的瞿晓铧，我这个问题问钟山部长，有幸两次向钟山部长汇报，第一次是代表行业就美国的“双反”，第二次是欧洲的双反，也非常感谢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行业利益作出的巨大努力，特别是去年通过协商解决欧盟的“双反”案件，保护了行业利益，也为中国跟国外贸易争端，通过协商来解决建立了很好的案例。现在美国对光伏的“双反”又起来了，同时还有印度的“双反”正在进行中。所以希望中国政府，特别是钟山部长，能继续对这种滥用贸易救济手段的做法为这个行业据理力争，争取协商来解决这样的贸易摩擦问题。我的三个小问题也是跟这个相关的，第一，近年来很多国家常常以非市场经济地位为借口滥用贸易救济手段，这种案件频发我们有什么对策？钟部长对我国出口导向的行业有什么建议？第二，从我的观察，有效抗辩经常需要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协调，比如上次美国“双反”调查中，有一条关于出口信贷支持。像这类问题怎么能够加强内部的协调？第三，从报道中看到中美贸易谈判在进行，这样的谈判是不是能够帮助减少出口壁垒？
钟山：近几年，中国国际间的贸易摩擦是在不断增加，确实也已经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国。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中国这几年贸易快速发展，去年的进出口总量已经超过4万亿，跟各个国家之间一些贸易摩擦是正常的，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应当以平常的心来对待它。第二，贸易摩擦应当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从这几年中国与欧美以及其他贸易伙伴贸易解决摩擦积累的经验看，通过谈判、磋商解决贸易争端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刚才您谈到中欧光伏电池的谈判以及最近中欧多晶硅、葡萄酒等贸易争端的谈判，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以为，通过谈判磋商解决贸易争端是最佳的选择。对中方来说，我们主张通过谈判磋商来解决贸易争端，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你刚刚讲到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我也相信中美双方也会像中欧双方一样，能够找到一条符合我们双方共同利益的解决贸易争端的办法。
提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又有很多的信贷，比如说外汇储备已经是GDP的1/3，另外有很多的资本流入、流出，比如投资组合的资本，还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我的问题是，你觉得中国的这个特点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开放经济的思路，特别是考虑到这样的开放对于中国自己的发展，以及对世界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在政策上会有怎样的考虑？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在发言中也提到，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就是开放越多越可能会影响资本流动的稳定性，不管是流入还是流出。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量非常大，这意味着在原则上它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外汇调用起来，来调整汇率，但是这么做对中国来说有代价。你也提到，因为中国国内储蓄非常多，所以资本流出时也可能会有一个影响稳定的效应，不仅是对中国，对世界也是如此。我觉得这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可以说明跨境之间的外部性。另外，市场可能没有很好地对这样的外部性进行考虑，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体量如此之大，是可以产生外部性的，对于中国自己、对外界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一定要有非常分散化的投资工具，来避免资本流动时产生的一种影响稳定的效应。所以对于一些跨境资本流动的税收的实施以及维持，可以抑制这样的效应。另外，对外汇市场的必要干预也是必要的。当然有些人说应该让市场来做，但是市场实际上不是充分的市场，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在美国，美国很多的动荡，资本方面的起伏，包括美联储，大家都是有一个预期，知道他要做量化宽松，所以有一些投机的行动。因此，我觉得在考虑市场的时候，特别是量比较大的国家是值得考虑的。一些非市场化的主体，他们来采取一些行动，可能会有一些具有比较大影响的外部性，这个不仅适用于中国，对世界也是如此。
钟山：我赞同前面嘉宾回答的一些意见。对中国而言，我们过去确实主要是引进来，刚才我的发言中也讲了，未来不仅要引进来，同时也要走出去。对走出去的问题，作为中国来说，我们还要一边做，一边不断完善有关政策，大概是三个方面：第一，要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第二要修订对外投资的管理办法，第三要加强对外投资的监管。总的来说，我们希望对外投资是稳健的，是符合中国和投资所在国双方利益的，也希望我国对外投资的路子越来越宽。当然，希望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要有非常稳健的步子，也希望许多国家能够更多关心和支持中国企业，我国也跟有些国家在签署一些投资保护协定，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国外投资是公平的、政策是透明的，是互利共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