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２７日发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当·图兹的题为《中国不会重演美国式崛起》的文章。文章说，以某些指标衡量，美国即将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让给中国。有人说，中国领导世界的时代指日可待。但看看美国自己的崛起历史，便能明白一件事：权力不单单来自经济实力。

    美国的轨迹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全球政治领域一场地动山摇的大动乱，一战不仅仅将美国推向全球领导者的地位，甚至还首次创造出这一角色。

    今年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人人都在谈论这场大战。但我们在谈论什么内容？主要还是那些老掉牙的问题：谁应该为战争负责，以及１９１４年７月的外交危机－－它们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人们争论究竟是德皇威廉应为战争负责，还是欧洲人在梦游中陷入战争，但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应该关心这个？１００年前巴尔干半岛一次暗杀引发的王朝冲突，对当今这个互联的世界应有什么重要意义？

    始于１９１４年的这场冲突不是世界大战，而是中、东欧古老王朝之间的区域性争斗。它仍然很重要－－但重要的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一战在欧亚大陆各地推动了变革。自１９１７年后的２年里，东欧国家从覆亡的沙俄帝国领土中分离。现代乌克兰首次获得国际承认，这种承认不是来自巴黎和会时的协约国，而是来自１９１８年１月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会上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

    俄国对乌克兰独立的反感可溯源至一战而非二战。１９２０年后俄国势力复兴，乌克兰与波兰联合入侵俄国失败，导致基辅落入苏联手中。也正是当时，日本与中华民国的斗争首次引起世界瞩目。终结对德战争的《凡尔赛和约》受到各方批评，但只有中国拒绝签字。在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抗议下，民国政府不可能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半岛（中国主权领土）的帝国主义权益移交日本。

    国际事务格局重组伴随着一个核心事实：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势力范围广泛。英国政府是反德联盟的公认领袖。但这要归功于英帝国的地位；英国本身只是一个规模有限的强国。美国取代英国时，它的身份是民族国家。

    毫无疑问，美国的影响力与它的富裕密不可分。它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经济实力本身不是权力之源；它必须被合理利用。１９世纪晚期，美国甚至缺乏国民经济的最基本机制。它是世界经济的边缘一员，关税高得吓人，对国际金本位的贯彻也并不可靠。美联储直到１９１３年才成立。只是欧洲力量的自戕－－一战的巨大财政成本和血腥战争之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才为美国树立领导地位敞开了大门。

    这便是当前中国崛起与昔日美国崛起的差异。美国崛起的背景是一场全面战争，它耗尽了欧洲的军事力量，为美国确立其工业和财政力量提供了完美的条件。１９１６年索姆河战役所消耗的炮弹中，三分之二由美国和加拿大制造并捐赠。当战争对一切传统上的合法性标准打上问号时，美国提出了民主制领导的主张。不然，身为保守派南方人、《吉姆·克劳法》（１８７６年－１９６５年期间美国部分州实施的种族隔离法－－译者注）忠实支持者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后来被视为全球进步主义的大救星，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

    但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它的相对财政和经济实力远不及２０世纪初的美国。主要的地区大国并不急于与它结盟。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宣布开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征程？肯定不会。

    无论如何，试图进行此类简单的历史类比并非对当今时代认知挑战的正确表述。当我们不祥地宣称历史“重启”和“地缘政治回归”之时，不可将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与“历史重演”的主张混淆。

    毋庸置疑，中国复兴至少将是２１世纪初期的关键大事。但美国获得权力之路表明，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之间存在复杂关系。此外，美国崛起的独特条件－－震撼了欧亚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很难在现时重演。

    经济史的一条细线或许能从１９世纪的英国贯穿到２０世纪的美国和２１世纪的中国，但地缘政治的长绳却是由更为粗糙的麻线织成。一个世纪前，一战为华盛顿创设了世界诸强之巅的全新地位，美国在二战和冷战中的领导角色更是巩固了这一地位。

    当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远没有彼时那般难以收拾。设想中国的崛起会沿循美国当时的历史轨迹，不仅无助于正确理解局势，反而会激起不必要的对抗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