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 雅：为什么唱响中国

    一百年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会发现，苏联的坍塌和中国的崛起，是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世界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两大事件。两个事件共同改写了历史，改变了世界——前者宣告了一条道路的失败，令信奉“历史终结论”者欢呼不已；后者证明了另一条道路的成功，令“历史终结论”者的梦幻破灭。这两条道路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血脉联系。二者的区别在于，能不能与时俱进，能不能从实际出发，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通向理想境界之路。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1949年以来的中国发展历史不可割裂。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国，既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有关，也与毛泽东那代领导人建构的国家制度框架有关。60多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国家工作重心和目标上、在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等方面，中国上演过数次“变脸”。然而，中国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底色”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直到今天，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从1949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一个甲子的时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积贫积弱的穷国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建国头30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持续30多年接近两位数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没有发生战争，内部保持了稳定。这在人类现代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今天，唱响中国，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从另外的起点和路径，同样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点。今天，中国模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对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的国家。恰恰相反，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参考消息》2014年4月28日）

    陈学明 陈 悦：中国道路的示范效应

    中国道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创造“世界历史”，对世界上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首先,政治上的示范效应。中国这些年最令全世界，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羡慕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中有效、有序地发展经济。中国这些年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是难以想象的，但中国的领导人“举重若轻”，以深化改革的方式把这些难题都一个个化解掉。这种渐进的政治改革与那种以政治多元化为目的的激进改革形成了鲜明对照，确保了中国在不断调整上层建筑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保持了稳定。同时，中国政府具有超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不像西方那样把政府视为“必要的恶”，而是把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其次，经济上的示范效应。中国政府打开国门，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先进的东西。但中国不是简单地把国门打开了事，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以我为主”。不照搬西方，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国政府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而是把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结合在一起。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保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避免“政府失灵”，又避免了“市场失灵”。再次，思想文化上的示范效应。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相伴随的是思想文化的变革。30多年来，如果中国不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中国不深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明确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中国不重新研讨国际形势，认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没有当今中国。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曾经用这样一个公式来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的成功=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有比较才有鉴别，广大发展中国家切身感受到，中国模式更加平稳，更少阵痛，更多和谐。有人把中国道路对第三世界的示范效应视为中国的一种“软实力”。既然是一种“软实力”，它的吸引力就是不可抗拒的。（《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

    王 文：中国具备更多的经济自信

    相比于欧美的态势，中国市场完全有理由保持更多自信。自信首先来自政策余量。中国许多行政限制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金融手段也留有巨大后手，招数远比欧美多，只是目前远未到“救市”摊牌期。其二是发展潜力。新型城镇化未来6年就有“三个1亿人”的巨大拉动，加之现有城镇基础设施的优化、生态环保产业的崛起、中西部产业纵深发展、医保社保等民生保障的完善，未来10年经济总量增长依然相当可观。三是创新红利。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代差的减少，使中国社会创新潮呈现前所未有之势，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已具备先进水平，电商和微信等均站在世界创新前列。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确实很多。但30多年的改革进程本身就是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全面深化改革正是着眼于系统和结构、全面解决问题的过程。只要信心不丢，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前进中的小波动，无法阻挡历史的前进、无法遮挡中国的未来。（《人民日报》2014年4月17日）

    余晓葵：冷静看待中国经济“超越美国”

    根据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结论。中国人有理由为国家的经济成就感到自豪。不论使用任何统计方法，中国都是3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不过，对于此次世行报告，我们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被突如其来的“第一”障了眼，放慢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步伐。首先，世行国际比较项目意义不大。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的准确性存在争议。世行自身也坦承，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的误差率在一些国家最高可达15%。购买力平价的计算需要对不同国家的产品与服务价格进行全面比较，这一比较并不容易实现，对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按照世行国际比较项目此次发布的结果，中国物价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0%，是美国价格的54%，甚至比非洲许多国家还都要低。这种对价格的低估导致人民币的购买力被明显高估，从而导致GDP规模被高估。其次，用国民财富比较中美经济规模更可靠。因为GDP每年都会归零重算，而国民财富不用归零。按照国民财富计算，中国虽然数十年来比美国增长更快，但双方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美联储评估认为，美国财富总额在65万亿美元至70万亿美元之间。中国的财富总额在30万亿美元至35万亿美元之间，比美国少35万亿美元，这一显著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再次，强国富民应是中国的真正关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中美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从30倍缩小到10倍以内，但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为6700美元，仍远低于13460美元的全球人均水平中位线，仅排在世界第99位。按照世行的统计标准，中国仍有超过9800万人每天的生活开支在1美元以下，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世界第一”的名头虽然响亮悦耳，但强国富民才是正题。在中国正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模式、增强惠民实效的当下，尤需看淡经济排名，一心务实发展。（《光明日报》2014年5月7日）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模式是通往灾难之路

    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企图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造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当局抓了几个典型，树了几个样板。效果如何呢？可以一一检视。其一，曾是准发达国家的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陷入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深渊，沦落为拉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几乎卖光了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所有国有企业，连金融银行领域的国有企业也未能幸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则成功地实现了对该国经济的控制，遂使阿根廷金融动荡、经济衰退，险象环生。其二，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在实行经济转型的不到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社会动荡，政局混乱。其三，新自由主义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推行，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噩梦。其中，尤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最为积极，结果，酿制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损失极为惨重。短短几年，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前曾被广为称誉的“东亚经济模式”很快蜕变为灾难型经济模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几千亿美元的重大损失，有的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20年。其四，埃及的情况同印度尼西亚及阿根廷等国一样。经过2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经济不仅没有发展，反而陷入混乱。美国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所树的几个典型或样板国家所蒙受的灾难性后果证明，美国强制向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是一股祸水；这股祸水流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会遭殃。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本意在于不仅盘剥本国人民，而且要控制全球经济，掠夺全世界人民。但他们未曾料到，他们酿制的毒酒，最后也毒害了自己。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自身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且蔓延至全世界，将全世界拖入了近百年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至社会危机的深渊，并使美国最终沦落为人类灾难的制造者。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模式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4日）

    唐利如：警惕“普世价值”话语陷阱

    为了实现其独霸全球的政治野心和经济利益，西方国家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建设，而且高度重视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建设。他们给“普世价值”戴上美丽的光环，巧妙地设计话语陷阱，使对手束手就擒。一是别有用心地构建话语体系。利用强大的舆论工具，将他们的价值观说成是“普世价值”，将“普世价值”宣称为全人类应当共同遵守的。然后，罔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将近现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简单归结为遵循“普世价值”的结果。宣称“普世价值”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所有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落后、实现文明进步的唯一选择，最后推导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从而为世界量身定制一整套符合西方利益的价值坐标和话语体系。二是制造话语陷阱。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社会以“普世价值”为思想利器，利用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布设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迷魂阵”：如果你默认或者接受“普世价值”，则正中其下怀；如果你反对“普世价值”，他就直接给你带上独裁、反自由、反人权等帽子，说你愚昧落后，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三是垄断话语霸权。西方国家早已习惯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形式来评价非西方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只要这个国家和民族取得了成绩和进步，直接来一个“万法归一”，说成是遵循“普世价值”的结果；如果这个国家和民族停滞不前或者陷入困境，不问青红皂白，全都归结于没能有效践行“普世价值”；假如不按西方的要求和意愿行事，就被贴上“极权统治”和“违反人权”等负面标签，实施各种制裁，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压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四是不遗余力地推动话语输出。西方社会在全世界宣传和推行“普世价值”，花样不断翻新。例如，以指导发展为名，大肆输出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使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帮助转型为名，实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大伤元气；“9·11”之后，以反恐为名，武力入侵阿富汗；进入新世纪，借民主之名，策划“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普世价值”不仅没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福音，反而引发社会持续动荡。历史充分说明，“普世价值”非但不是非西方国家走出贫穷落后的灵丹妙药，而且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历史的悲剧，最终结果是沦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国”。（《红旗文稿》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