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出乎外界预料，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维持了目前的QE3规模，每月仍将购买850亿美元的资产。

　　受此影响，道琼斯和标普指数双双创历史新高，黄金也创下2009年1月以来最佳单日表现，5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创2009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此前，市场几乎一致预期，美联储将于9月开始收缩QE，引发全球资本回流，令新兴市场资产价格遭遇重挫。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下跌20%，创历史新低。印尼盾的贬值幅度也高达18.6%。南非兰特、土耳其新里拉和巴西雷亚尔等新兴国家货币也一路狂跌。

　　美联储的按兵不动，一定时间内拯救了上述新兴经济体。9月19日，新兴市场货币无一例外上涨，美元对印度卢比下跌2.5%，对土耳其新里拉下跌0.6%，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下跌2.7%；巴西雷亚尔更是已收复了自5月以来一半的跌幅。

　　QE3如同高悬在新兴经济体头上一把利剑，时刻左右新兴经济体的前进道路。美联储推迟削减QE，减轻了新兴市场的压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过去。

　　事实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会后表示，QE3退出时间还须视美国经济走强的信号而定。9月20日，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称，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促使美联储推迟收缩QE3，但如果一些数据令经济前景更加明朗，那么美联储可能会在10月宣布小幅削减QE3。

　　“新兴经济体必须学会自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QE3是迟早之事，各国应该作好内部宏观机制改革，并对财政预算作出前瞻性调整。

　　新兴经济体应学会自卫

　　《财经国家周刊》：美联储关于QE的动作牵动全球经济，你怎样看待目前出现的资本波动？

　　朱民：美国的复苏状况还有待观察，但退出QE3是迟早之事。

　　迄今，美联储的退出举动大概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今年5月22日 7月30日，期间由于市场紧张和预期变化，全球普遍出现资本撤出，对市场产生一定冲击并造成了货币市场波动，汇率下滑、股市下跌、资本外撤等。

　　第二阶段是8月份以来的这段时间。货币主要从宏观经济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流出。经常账户赤字较高、财政赤字较高、通货膨胀较高的不稳定地区，就会遭遇第二次资本撤出。由此，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两种境遇，一是全球的普遍性资本波动，二是自身状况所引发的波动。

　　这一次，美联储并未采取动作，仅仅是有退出计划的风声就引发了市场大规模变动。一旦美联储继续操作，各国都必须作好迎接经济波动和挑战的准备。

　　《财经国家周刊》：有言论称，美联储将只为美国经济负责，无暇顾及新兴市场可能遭遇的波动，你对此如何评价？

　　朱民：美联储因为自身职责所限，只须对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美国的货币政策负责，但美国本身却对全球经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必须对全球经济活动与经济稳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要从国际合作、退出步骤的透明度等方面，更好地和各国沟通交流，以加强合作来减少市场波动、降低风险。

　　IMF也一直在呼吁，要求美联储将眼光放宽到整个美元系统的变化，放宽到整个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们希望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时，充分考虑政策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体现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责任感。

　　不可否认，美国退出QE3确实会对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新兴经济体必须学会自卫。

　　其应对之策，应该分成两个部分。首先，如果该国宏观经济较弱，就必须加紧对宏观经济的政策修补，例如进一步建立财政政策的发挥空间，进一步减少经常账户赤字等。其次，让汇率浮动来减缓资本流动的冲击，减少共通性的资本波动。

  　不会出现严重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一些国际投行频繁唱空新兴经济体，有的甚至称新兴经济体将重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局面。你如何评价新兴经济体的状况？

　　朱民：可以肯定，新兴经济体不会出现所谓的危机。

　　自2009年美国QE推出以来，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系统累计资本流入高达4万亿美元，助长了这些经济体的股票、外汇和债券市场泡沫。从今年5月22日开始，伯南克首次在国会表示可能缩减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的问题才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尽管在过去的3个月里，它们的经济波动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但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现在的整体宏观基数远远好于1998年的亚洲，各方面情况都乐观许多。

　　首先，新兴经济体整体债务水平较之当年大幅度降低。国家债务、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情况均大有改善，且整个新兴经济体实力也有所提升。

　　具体到中国，在未来的资本波动中所受冲击将相对较小。尽管近期中国也遭遇了热钱流动，资本账户波动幅度同样较大，但中国整体经济体量大且发展势头良好，最主要是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通货膨胀水平不高，财政赤字也很低。这些将极大地提升市场信心，境外资本也不会大规模撤出，中国经济的表现将相对稳健。

　　无论怎样，即便是经济增速下降，新兴经济体也已然是引领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引擎。在全球经济普遍放缓，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同样也面临着大量财政赤字挑战时，新兴经济体的放缓不会成为引发全球经济疲软的最主要原因。

　　《财经国家周刊》：具体到新兴经济体的不同国家，如何能够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新导向中，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朱民：持续稳定增长，无论对于哪个国家来说都并非易事。新兴经济体的改革进入深水期后，阻力将越来越大。

　　印度总理先前已经推出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政策，并广受市场欢迎，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实施，如何应对实施过程中的挑战。如果印度能够切实根据已有政策进行改革，遵照已有日程和步骤坚决执行，经济增长自然会持续向稳。

　　印尼也在不断地深化改革，一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督促其通货膨胀和债务问题变革，尤其是加强对财政赤字的关注度和处理力度。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印尼的经济发展已不可同日而语，各方面的进步都比较显著。因而，我对印尼充满信心。

　　这些国家的共同点之一，是其央行都在尽力提升本国存款利率，一方面试图改变资本的流动方向，另一方面试图保证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可以说，金融稳定目前是这些国家的首要重任，而一些具体措施也已经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亚洲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其政府债务比例普遍较低，外汇储备级别和投资仓位又较高，加之各国的汇率改革已经起步，正逐步将固定汇率转变为浮动汇率制度，因而情况并不是特别悲观。增加应变的灵活性，肯定会有助于缓解资本流动难题。

　　建议新兴经济体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减少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依赖性，学会从自身实际出发来提升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从而加强自己抵御QE退潮的能力。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财经国家周刊》：李克强总理最近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进改革。你如何看待同属于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改革案例？

　　朱民：像中国这样能够在30年内，把人均GDP从几百元提高至6000美元的国家，全球几乎没有。这期间，中国能够让近4亿人口脱贫，是全世界都认可的成功奇迹。

　　今年7月以来，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股市下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却保持平稳，近期宏观数据也显示出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放缓忧虑的减弱。7月份，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转正，8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PMI也好于预期。

　　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还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处于一定的不确定性之中。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所处的这个阶段，关键在于政策的选取和执行。

　　目前中国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往横向走，将经济发展模式改好，才能推动纵向前进。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点，在于能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主要取决于创新。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后者落实到中国的国情上就是改革，即如何释放改革红利的问题。着眼于未来，我认为目前所有的政策都围绕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来展开，以期不断增加价值增加值，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财经国家周刊》：从中国央行副行长到IMF副总裁的工作经历，是否让你重新审视和改变了工作的视角，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的部分看法？在一些新兴经济体，IMF也曾遭遇一定非议，这一轮经济波动过后，关系会否改善？

　　朱民：我刚到IMF时恰逢金融危机之后不久，不断地从事着“救灾”工作。危机管理其实很有意思，包括政策工具层面协调尤其国家之间的协调等，都很需要耐心和创新精神。诸如资本流动工具、央行宏观审慎方法等，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金融危机之后，IMF议论较多的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来维持宏观金融的稳定，这是高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领域。

　　从新兴经济体角度来说，很多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已经在使用宏观审慎工具，因为央行策略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与发达经济体处理同一件事的理论和方法或许不同，而我们的工作便是试图将两者联系起来，提升为一个新的模型和工具，提高理论和实践的可行度。

　　至于IMF本身，本职就是在某个国家出现危机时伸出援手，提供帮助的同时也通常会提出一些条件，难免会产生些许摩擦。

　　实话说，IMF在救援的过程中也有过失误。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IMF就在处理一些国别案例时，未完全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而出现偏差。不得不承认，IMF也在不断学习和汲取经验教训。

　　过去十年里，我们和新兴经济体的相互沟通理解快速加强，未来两者的交往将更加密切，我对此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