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减税不能重振美国经济

信息来自：新华网 · 作者：徐明棋 · 日期：24-07-2017

2016-12-05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明确表示要大幅度减税，把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15%，从而刺激企业投资，增加就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随着特朗普经济团队的主要人员陆续到位，其幕僚团队与国会共和党领导层就减税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只是在企业所得税最低税率上，共和党众议院领导层倾向于维持在20%。不过，这种差异将不会影响特朗普就职后迅速出台减税政策，减税将是特朗普政府率先提出的经济改革的重要措施。

　　减税具有双重效应

　　特朗普和共和党议员都是里根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认为减税后企业投资增长，经济增速，税基的增加将会抵消税率下降可能带来的税收减少，甚至税收还可能增加。他们常常以里根上个世纪80年代减税，到9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并且财政状况极大改善为例子来证明减税的好处。但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特朗普实施减税的效果究竟如何是值得推敲的。

　　普遍的减税对于企业减少成本，增加税后利润存在明显的好处。理论上讲，企业税后利润增加对于企业的投资具有积极的效应。但是企业增加投资与其未来的利润预期关系更加密切。只有边际收益率高于边际投资成本，企业才会增加投资。税后利润只会影响企业投资的资金成本，如果其他成本和未来的预期收益率往相反的方向变化，税后利润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企业的投资增加。

　　企业增加投资与否，还与投资后形成的资产价格与其重置的成本相关，这就是所谓的托宾Q值。只有资产价格高于重置成本时，企业才会扩大投资，因此这又与企业的市场价值　(主要表现为股市的高低)相关。如果我们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政府大幅度减少企业所得税，对于经济总体是有利的。

　　但是，特朗普如果大幅度减税，美国政府收入将大幅度减少，据美国税收基金会的测算，特朗普减税将使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减少4.4万亿至5.9万亿美元。如果政府收入减少后能相应地减少政府的开支，财政赤字也未必大幅度增加，但是如果政府开支没法减少，那么财政收入减少必然要靠政府增加负债来弥补亏空，这就意味着美国未来每年将增加5000多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政府每年的债务也会相应地增长GDP的3%。这对于已经负债超过GDP100%的美国而言并不是好事，这将导致股市风险增加，通胀水平上升，利率可能会升高，这对于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减税与财政赤字矛盾难以平衡

　　里根减税后美国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很多人认为主要是财政政策的效果，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其他综合原因，最主要的是美国的科技创新达到了一个新集群突破的阶段，以微电子、电脑、卫星通讯等核心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革命在美国率先取得突破，减税政策为新兴企业投资提供了刺激，加上80年代金融自由化后创新的金融手段为信息产业革命增添了巨大推动力，随后美国迎来了一波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经济全球化也为这些新兴的科技型公司快速增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美国经济由此迎来了战后的一次振兴。

　　今天，特朗普如果仅仅依靠减税，充其量只能为美国经济注入部分活力。一部分对于税收比较敏感的企业可能会在税收降低后回到美国投资。一些传统的行业，比如基建、钢铁、石油、化工等可能获利比较明显。如果加上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于这些本来已经缺乏竞争的行业加大保护，一些行业可能会获得短暂的复苏。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全球布局生产，市场又横跨全球的高科技公司，比如苹果、IBM等，并不会因为美国的减税把生产线重新迁回美国。这背后涉及的配套供应链和综合成本不是所得税下调10%-15%可以弥补的。另外，这些跨国企业都有着避税的本领，他们的税收成本本来就不高，美国降低税收对这些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并不大。

　　当然，对于那些正在全球进行投资布局，构建新的生产体系的一些新兴行业，比如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和新医药等行业，美国减税的举措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欧洲、亚洲包括中国正在这些领域加大吸引全球的企业进行投资的力度，在这些领域我们可能会看到税收竞争的现象。美国由于其他基础性条件要优于多数地区，可能会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获得更多的先机和好处，这对于美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是有利的。

　　不过，如果特朗普不能平衡减税与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的矛盾，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能不会轻易让其无限制快速扩大政府赤字，而由此产生的矛盾也可能令其减税计划打折扣。所以，我们还需冷静观察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如何实施其减税政策，考察其他配套措施以及其真正的效果。特朗普减税大方向是不变的，但是他在其他很多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现在就做断言，可能为时尚早。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

[责任编辑: 余申芳 ]

来源：文汇报

评论：无需为美国企业减税

2017-04-07 史蒂芬•罗奇中国日报

美国政府将削减企业所得税。尽管推动减税的努力在大选之前便已开始，不过，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令让减税得以实现。支持者称，沉重的税收和苛刻的法规令美国企业难以喘息，企业盈利大幅下降，资本支出、雇佣员工等大大受限，生产力受挫，竞争活力下降。因此，给企业减负势在必行。

不过，若问题如此简单，为什么早没有人试过这个办法？答案出人意料。

首先，美国企业的盈利状况并没有什么可悲叹的。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企业税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9.7%。尽管这一数字低于2012年11%的峰值（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缓慢，利润率往往受到影响），也很难说明企业盈利出现了严重问题。相反，这一数字远高于1980年以后7.6%的平均水平。2016年第三季度，企业所得税仅占国民收入的3.5%。由此表明，美国企业税收的结构和复杂程度或许令人诟病，总体企业税收却并不繁重。

相反，劳动者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在下降。2016年第三季度，职工收入（包括薪资、福利、社会保险、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占国民收入的62.6%。尽管与2012至2014年间61.2%的低点相比，这一数字有所上升，却仍比1980年后64.6%的平均水平低两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国民收入正从劳动力手中流向资本家手中。这并不支持所谓遭受重压的美国企业需要减负的说法。

确实，在当前的复苏进程中，企业投资和就业增长都十分乏力。不过，罪魁祸首很有可能是总需求下降，而非沉重税收和严苛监管的钳制。

决定企业资本支出的究竟是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利率、税收与法规），还是影响未来需求的因素，经济学界早有定论。需求驱动模式（通过所谓的“加速器”效应发挥作用）获得普遍认可。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只有预期市场会增长时，企业才会增产扩员。对美国而言，这很难实现。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个人消费支出平均年增长率仅1.6%，比之前12年中3.6%的平均水平低整整两个百分点。事实上，这九年是美国自二战以来实际消费增长最疲软的时期。如果“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许多企业对未来作出预期时正是以过去为参考的），那么只谈减轻税收，放松监管而不提振消费需求无异于说空话。

特朗普所宣扬的失去竞争优势，辉煌不再的美国形象与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相悖。这份权威报告对138个国家的114项竞争力指标进行评估。《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显示，美国综合国际竞争力名列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大致维持在过去十年来的同一位置。不错，美国在企业税率、监管和政府效率等方面表现欠佳；不过，美国在创新能力（排名第二）、企业研发支出（排名第二）、科学技术人才（排名第二）等方面表现突出，弥补了前述不足。

此外，美国在金融市场发展、劳动力市场效率以及商业成熟度的几个分项上得分颇高，这也是美国得以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继续名列前茅的原因。总之，美国并没有失去竞争优势。

在理想情况下，能简化税收体系，提高监管效率，甚至是为企业削减税收，放松监管，自然很好。不过，企业并不是美国经济链中的薄弱环节，工人们才更需要扶助。过去25年来，经济收入从劳动者手中大量流向资本家手中。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美国的经济政策辩论放错了重点，急需调整。

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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