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思考

信息来自：人民论坛（总第403期） · 作者：刘品呈 · 日期：22-08-2015

2013-5-21

衡量通胀的主要指标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判断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依据，国际学术界对通货膨胀的标准已取得共识，即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3%。

　　通货膨胀的危害

　　对于通货膨胀的坏处，家庭主妇感受最深。发生通货膨胀时，日常必需品的价格普遍上扬，一个家庭如果要维持原来的消费水准，开销一定会加大，甚至还会入不敷出。

　　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力会因人而异。在通货膨胀期间，如果个人的所得会跟随增加，通货膨胀的损害则会相对减轻。通货膨胀会使债权人受损，因为收回来的本金，购买力已经不如从前;但对债务人的影响刚好相反。因此，通货膨胀会使某些人的所得及财富增加，但某一些人的所得及财富则会减少，从而使全体国民的所得及财富进行了再分配。通常，中、低固定收入且无自用住宅者，受通货膨胀危害最重。在通货膨胀严重时，今天能买到一斤米的钱，明天可能只能买到半斤米。因此，人人不再储蓄，而争相囤积货品，或者是将钱投入购买房地产、黄金及外币等投机性或不具生产性的用途。结果，正常的生产事业缺乏资金来源;企业也因为成本及收益难以掌控，造成投资停顿;于是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都消耗在对抗或适应通货膨胀上，严重影响经济成长。

　　更甚者，如果社会大众普遍存有通货膨胀预期心理，惜售、囤积、抢购、投机风潮四处蔓延，通货膨胀会愈益严重，而引发所谓的恶性通货膨胀。此时，价格上涨剧烈，人民对货币的信心荡然无存，整个社会的经济、金融活动失去了依据，无法正常进行。结果，不仅一国的经济会濒临崩溃，政治、社会的不安定也伴随而来。因此，通货膨胀的祸害不能等闲视之。

　　在历史上，很多国家曾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受害惨重。以德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3年，德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物价较战前上涨约1.4万亿倍，一份报纸售价达2千亿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再度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947年间，德国大半的交易被迫改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这个惨痛的经验，使得后来德国政府对通货膨胀一直抱着戒慎恐惧的心情，将控制通货膨胀视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德国的物价也随之较很多国家稳定。

　　通货膨胀的原因

　　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量的增长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中国通过购买金融资产、降低利率使大量资金注入市场，引起货币流量增加。还有金融政策刚刚过去的两三年的信贷大跃进，大量的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及股市债券市场。短时间内基础货币量上升，为通货膨胀的发生打下了基础。

　　扩张的财政政策及财政赤字。一系列财政政策实施如：保障弱势群体、减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等要大量资金作后盾，“七五”以后，我国出现财政赤字，此后赤字越来越大。

　　成本推动。次贷危机爆发的近几年来，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主流货币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联储这个世界性央行大量印钞，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至国内市场造成了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从而推动物价上涨，全球通胀预期明显上升，发生“输入型通胀”，中国国内投资需求也令能源、资源、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推高了价格。

　　强制结汇。我国长期出口顺差过大，带来大量的外汇占款，为了对冲，央行被动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我国长期以来采取以增发国内货币去换取美国债权的做法。

　　市场制度不健全。市场制度混乱(尤其是商品定价制度混乱)，眼下的商品价格体系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体系，一是物价暴涨暴跌，人为炒作痕迹明显;二是“涨价无需理由”，想涨就涨;三是定价机制混乱，甚至存在价格垄断现象。混乱的价格体系只能产生这样一种畸形的“负”激励机制，企业只需简单地通过涨价即可提高收益和利润。

　　农村政策的失误。因为城市化进度，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挫，大量土地荒芜。农村本应成为城市粮食、食品与蔬菜的重要供应地，而不少农村如今也需求农产品，两相重叠，供求关系就会加速失衡。

　　一系列的通胀链就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过多的货币先流入强势行业及部门(如房地产)，然后由这些行业去投资或消费来推高商品或服务的物价水平。于是关联行业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这些行业需要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最后价格上涨才传到整个经济薄弱的环节—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上。

　　治理通胀的几点措施

　　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因而治理必须针对具体的成因，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是紧缩政策。首先是紧缩财政政策。主要是对财政支出削减和对税收的增加，限制支出来减少政府需求，使总需求缩减。具体措施为：削减国家投资支出与基本建设，减少公共事业投资，对政府各部门经费支出加以限制等。

　　其次是紧缩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过多是通膨的直接原因。紧缩型货币政策就是减少流通中货币供应量以降低通膨率。

　　最后是紧缩收入政策。一方面是工资管制。工资管制的办法主要有三种：道义规劝和指导、协商解决和开征工资税。另一方面是利润管制，指政府以强制手段对可能获得暴利的企业利润实行限制措施。利润管制的办法有管制利润率，对超额利润征收较高的所得税等。通过制定一些法规限制垄断利润，以及对公用事业产品直接实行价格管制等。

　　二是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力要素和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企业必须要进行体制创新，体制创新的重点在于降低成本，成本必须加速下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企业是生存不了的。

　　政府应推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要进一步的调整，减少消耗，创建新的产业，提高投入产出的比例和经济效益，同时，调整产品与产业结构，增加短缺商品的生产，更多地发展环境污染更小、附加值更高、知识密集度更高、能源依赖更低的新兴产业。政府选择性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消除基本产品的供给瓶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对产业技术研究开发进一步强化，加强产业竞争力。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增加总供给，政府调整政策，促进国内居民的总需求，使得总需求与总供给同时向右移动，在新的均衡点上，降低价格，增加产出，实现经济增长新的突破点。

　　三是调整对外经济结构，增加内需。要降低国家的纸外汇储备。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外储还是应该分散币种和投资形式，改变强制结汇。建议将一部分货币和债券储备转为实物资产，如黄金或大宗商品等，或者可以到海外投资固定资产，比如矿产。这些做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美元贬值带来的投资风险。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世界的角力已经在通过货币这一武器进行着，尤其是中美这样两个巨大经济体之间的汇率较量会在长时期内存在。也就是说“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会长期存在。它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过度对外依赖有关。如何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经济，也是缓解通胀的有效手段。调整对外经济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两年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何况中国过度的对外依赖的经济结构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动力与机制，并不是一个降低出口量和出口额、增加进口量和进口额就能解决的问题。内需不足是导致中国降低出口与顺差困难的根本原因，内需不足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造成的，因此消费成为总需求保持稳健增长的重要支撑。若能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及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内需扩大效应的产生将十分可观，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就有了强大的内部动力。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发放消费券给贫困及低收入者。二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弱势阶层。对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信贷。三是给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及农业发展。四是总供给过剩的原因是因为资本太便宜，需要加息，通过市场的方法限制投机性的需求，鼓励消费。

　　四是强化农业地位，加强市场建设。经济发展方式需加快转变。农业基础地位需继续加强，改变结构性通胀因素，主要副食品(如奶、禽、肉、蛋及粮食等)需增加生产量，储备体系及农产品收购应建立完善，市场的规范及粮食的充足供应要保证。对商品市场价格行为需规范，打击行业、价格垄断及囤积粮食等投机倒把行为。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市场，应从维护粮食安全、提升农民消费能力及增加务农收入的大局出发，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应适当提升，炒作及非法囤积行为要严厉打击。市场及商品流通体系的建设应加强，物畅其流应予以保障，商品市场流通成本需降低。特别要大力整治区域市场壁垒、公路乱收费等问题，这样市场经济血脉中的梗阻就能从根本上消除，流通环节的成本就可降低。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责编/许国荣(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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