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常态，经济危机是经济波动的严重化。美国以往的两次危机都与经济和金融不平衡，且通过巨大的资金流来维持这种不平衡有关，都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有关，而两次危机发生之前也都出现过超过20年的经济繁荣，危机的出现与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弱化有关。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目前虽然还没有严重到大萧条程度，但这次危机还很难说就结束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危机爆发的时间、形式和演变路径有新的特点。 虽然当代社会已经汲取了历史上大量的危机经验与教训，建立了广泛的安全网，但是本轮美国金融危机还是发生了，并进一步演化成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目前这场危机还很难说走出了泥潭。而危机有其内在的逻辑。虽然架设安全网包括现在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是必需的，但这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有些政策措施甚至还在积累更深的矛盾。 一、如何认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真实的事件，总是因多种因素相互交织而发生的。当经济和谐运转时，大部分因素正常发挥作用，感觉不出其重要性，也不表现出其特性出来。当危机来临时，某些因素成为短板，其特性就显示出来。现在大家对危机的原因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经济的真实运行并没有形成一致看法，甚至没有完全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把握一定的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1、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常态。在历史长河中，虽然危机的形式、波及范围以及严重程度不同，但危机随处可见。危机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繁荣——衰退这种模式，实现经济结构的必要调整，完成经济的正常运转，并向外展示着经济的运行规律。 而货币金融体系有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但其本身却存在大量正反馈机制，是不稳定的体系。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决定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性，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经济的发展。 对大萧条和这次金融危机的解释，不能仅仅停留在用现象解释现象，特别是简单从事件发生的先后来解释，而是需要用功能、制度等相对稳定的框架来解释、驾驭各种现象。即不但要解释这两次危机本身，也要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存在的共性，同时要保持一致性，制度因素既要能解释危机时的现象，也要能解释繁荣时的现象。 2、对危机原因的思考，总是建立在对特定的经济金融运行机制的理解之上。强调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就会归结出不同的危机发生原因。目前理论界对经济的宏观运行机制，还存在大量分歧。事实上，经济也是通过各种危机来展示自己不被重视或者不被认识的运行机制。因此，对危机原因的判断，实际上是涉及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判断。虽然存在对危机原因重要性的各种实证方法，但并不能就以此作为影响程度的唯一依据。从长期来看，一些长效机制可能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对危机原因的判别，实际上也反映了对经济内在运行机制的理解。 3、存在不同层次对危机原因的解释，应对策略的选择决定了对原因层次的最终选择。即使对经济运行机制有了较为一致的理解，但对危机原因的分析仍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既需要从制度层面分析危机在特定制度下发生的必然性，也需要从机制上分析危机发生的内在逻辑，甚至还应从人类的思潮、情绪和政治等方面分析大萧条等危机的原因。 不同层面的原因，意味着不同层面的应对策略。在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应对策略的着重点不同，因此危机原因的探讨也将在不同层次上展开。当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找改良建议时，则更加关注对危机实际发生机制的考察。危机刚发生或进一步恶化时，应对的策略更多地从这个层次切入。因为这时候“救火”成为主要问题。 当可以或者希望从制度上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包括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则更加关注从制度层面了解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这往往在危机有所缓和时，需要进行制度改良时进行。进一步，基于不同层次危机原因反思基础上的策略应对，最终也决定了能在多大程度上防范未来发生什么类型的危机。 4、危机是系统性问题，系统层面的制度分析必不可少。虽然危机发生时，总是从个别行业开始的，具有其内在的发生、演变逻辑线条，但仅从个别行业和个别公司寻找危机原因是不够的。危机作为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不能仅仅寻找非系统性的个别原因。因此，不论从哪个层次寻找危机原因，国家和世界性的制度与机制缺陷都是发生危机的共同的、内在原因。 5、对过去大萧条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原因的总结，既要符合一般危机的共性，也要解释这两次危机的特性。与其他危机相比，这两次危机的影响范围最广，几乎波及世界的主要国家，对金融系统和经济体系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持续的时间很长。需要有特别的因素来解释系统性矛盾的长期累积过程。 二、大萧条与两次危机爆发的内在逻辑 虽然目前来看，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出现大萧条那么严重的后果，但现在还很难说美国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了。毕竟这次的应对措施，将私人债务转化为国家主权债务，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加剧，美国也出现了国债违约风险。与大萧条时期相比，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能仅仅只是时间、具体形式以及演变路径的不同。但我们更应该关注两者之间的共同点。 不论是历史上的大萧条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出现了金融系统的崩溃和需求的严重不足。危机的发生不仅仅只是宏观政策的失误，而是有着深刻的制度和产业背景，更是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结果。因此，既需要从实体经济角度解释需求不足，也需要从货币金融系统解释金融系统的崩溃，更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解释相互之间的联动。 1、在分工细化的情况下生产与消费的内在矛盾。世界经济的发展，首先是生产越来越社会化。社会化大生产的最大特征是分工。由于分工，生产效率有可能大幅提高，从而推动了财富的积累。但分工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分工越细化，为了达到最低规模生产需求，需要的市场规模就越来越大。二是分工之间的协调越来越复杂，比例失衡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前者使得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扩张性，需要将其服务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为此，全球化成为其内在发展需求。后者，则使社会交易成本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提升了降低有效信息的重要性。而现代社会通过公司和市场两种主要方式实现分工的协调。金融市场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外部性等原因导致市场失灵，导致资本主义资源配置的失误最终引发经济波动。当然，这方面的矛盾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克服的。包括创造新的市场（技术进步等）、全球化以及提高协调效率，包括信息的有效性（金融创新）等。 但生产与消费的割裂，一方面使得生产与消费结构容易出现不匹配情况，使得结构问题转化为总量上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能提高生产效率的财富分配方式，并不一定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这就导致财富与消费需求不一致，从而引发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资本主义采取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分配模式。这在制度上通常会导致劳动者收入的普遍不足，产生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引发内在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 19世纪20年代，固定不变的工厂工资和不断下降的农场收入这两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美国国民收入严重的分配不均。1929年，5%的美国人得到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六分之一）。这意味着一般大众不充分的购买力与那些拿高薪水、得高报酬的人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同时并存。20世纪20年代中，资本货物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6.4％，而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仅为2.8%。 当经济体存在较为明朗的投资前景（由于技术进步和因此产生的产业升级调整），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弥补消费需求的不足，甚至引发需求过热。当货币政策致力于物价稳定时，生产效率提高导致单位商品价格下跌的链条被行政干预所中断，货币的超发与物价的相对稳定共存，经济迎来长期的繁荣。但是当技术扩散、产业升级逐步完成、投资出现下降时，原有的投资又形成了产品的供应，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 资本主义在应对重大危机时，往往带来制度的改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经历了四次能引起重大制度变革的危机。一次是1873-1896年，结束了自由贸易，走向了一定程度的工业保护。一次是1929-1937，之后资本主义走向了国家干预和国家福利的道路。一次是1973-1979年的滞胀，资本主义又回到了自由主义思潮。一次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国家必要的干预又成为关注的焦点。 2、不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进一步积累了生产消费的内在矛盾。货币金融体系能有效较低社会交易费用，从而进一步支撑分工体系的发展，但其本身也是内在不稳定的系统。货币的本质是凝聚人类的普遍信任。但一旦建立了这种普遍信任，过度扩张和违背信任原则又能给货币金融市场的经营主体带来利润最大化。 货币金融危机本质上都是信任危机。应急措施都是用更高等级的信用替代较低等级的信用。如银行信用替代企业信用，国家信用替代银行信用，甚至直接回到黄金等贵金属、实物等，以维持原有的信用体系。但是一旦最基本的信用基础也遭到破坏，则经济将不得不回到最原始的阶段。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的普遍信任是在长期的业务过程中培育起来的，其根本之路在于，货币金融体系的各个运行主体，都主动通过行动维护这种信任。 明斯基通过分析当前产出定价模式与金融资本定价模式的分离，提出了金融不稳定性问题。在震荡的金融结构内，投机者伺机寻求利润与收入的增长，从而使金融结构发生了从坚固到脆弱的内生性变化。金融成为时而抑制投资、时而刺激投资的统治者。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各方的信心推动着信用的扩张，企业、个人甚至政府债务快速积累，巩固和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当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逐步减弱，信心受到了某些事件的影响突然出现逆转，事情则出现了相反的变化，金融系统崩溃，经济陷入萧条。 货币金融体系与现代经济制度相结合，能有效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解决分工带来的协调问题，从而促使资本主义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其资源调动能力也为资本主义扩张市场提供了资金支持。货币金融的信用创造功能，可以在一定时期缓解需求的不足问题。但货币金融体系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它甚至存在倾向制造虚假需求，在一定时期掩盖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缺口，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其内在的矛盾，使这种矛盾爆发时更加剧烈。 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既可以通过投资来暂时弥补，也可通过货币金融体系创造的虚假需求来弥补。“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交换的内在矛盾逻辑演绎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信用与金融体系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也加剧了其自身矛盾与危机的爆发。”（让玛·瓦苏德万《从金本位到浮动美元本位制——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分析》） “正如第一次金融化全球化导致了1929年的危机，第二次也导致了2008年的危机”（萨米尔·阿明《抓住危机》） 。 3、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制度性因素使生产与消费矛盾积累。如果仅仅只是现代经济（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一般矛盾，或者仅仅与货币金融体系的普遍结合，只会带来现代经济周期性波动和衰退——繁荣循环。要产生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危机，还需要其他因素来进一步积累矛盾。大萧条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存在以下几个因素，使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危机的严重程度更高。 （1）货币和金融监管的长期放松。政府长时间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大力鼓励金融创新，放松金融监管，这是导致资产泡沫和金融体系崩溃，并引发巨大和长期经济萧条的共同和直接原因。这同时也是掩盖实体经济矛盾并长期积聚的一个货币因素。 由于政府的隐性担保、“大而不能倒”以及金融制度设计方面的不完善，导致金融的不当扩张，金融风险得以不断的积聚。历史上大萧条前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为消费信贷和股票投机的保证金贷款等。2008年金融危机则表现为资产证券化、高度复杂的衍生品市场、影子银行系统等。1928年，当美国市场股市投机明显的情况下，美联储还进一步降低利率，进一步加剧了资产泡沫。2002年美国IT泡沫崩溃后，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水平，并将利率长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导致了美国及世界各国的房地产泡沫。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还存在美国财政赤字及房地产政策主导的信用过度扩张。 （2）技术进步支持长时间的繁荣，但掩盖并积累着消费需求的不足。信用的扩张，需要实体经济的必要配合，特别是投资的繁荣。两次危机前都存在长期的繁荣，都使人产生资本主义已经克服危机，进入永远美好时光的错觉。两次危机都发生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阶段末期。这是投资机会已被挖掘殆尽、企业盈利能力广泛下降、经济不得不借金融活动保持必要活力的时期。 从历史上看，1896年以来世界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虽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这波繁荣出现短暂的中断，但资本主义还是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繁荣时期。技术进步和应用导致了投资可以长时间保持较高水平，掩盖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但其后半段，投资利润率开始下降，原来积累的矛盾开始逐步暴露出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则是世界度过长期的大稳健时期后引发的。世界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大稳健”时期始于1992年左右，美国则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以制造业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业为中心，加强库存控制，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等。但2000年以来，企业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投资水平（除中国外）一蹶不振。 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繁荣往往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深刻的变化。历史上的美国大萧条发生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的时期，而2008年则发生在美国在世界拥有霸权，但霸权正逐步衰退的时期。 （3）国际资金流动维持着失衡的世界经济，保持着脆弱的平衡。导致货币当局可以长期维持低利率，实现持续不断的信用扩张，还需要全球性制度因素。 从历史上看，两次危机都是从当时的国际经济和货币主导国发生。在正常情况下，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资金流动性具有稳定特性，即当发达经济体具有危机倾向时，资本因为相信趋势可能反转，会流入发达经济体以支持该金融体系的稳定。外围国家出于对由发达经济体支撑的货币金融体系的依赖，在可能的范围内也会支持该体系的稳定。 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霸权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紧密相连的，而今天的帝国主义霸权却是同中心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密切相关的。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外债规模在过去20多年间不断扩张。这个史无前例的帝国主义债务国大大受益于美元不可思议的国际特权，在美元升值和贬值周期内均获得了有效对抗投机性进攻的相对免疫力。当然，这进一步积累了发达经济体的内在矛盾，直至体系不再有可能维持。 英国在大战以前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通常是贸易顺差，而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这种贸易顺差被加大。此外，1920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1913至1924年间从192400万美元增加到449900万美元，即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 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积累了大量黄金，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金融监管。一方面，美国向德国、英国输出资金（在美国发行并投资这些国家的债券），以偿还其欠美国的战争债务，同时支付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另一方面，美国通过一定的政策运作，不完全根据流入黄金的量发行货币，保持了货币的相对稳定，同时保持了较低的汇率水平。向英国、德国等大量输出商品，弥补了美国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这与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重建过程中，美国实际拥有特权，但又不愿意承担领导和协调责任有关。这是国际货币体系混乱的重建过程中的制度使然。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世界同样维持着失衡的脆弱平衡。美国通过弱势美元向世界输入美元，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和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又通过外汇储备运用重新输入美国的债券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又从全世界输入商品，通过债务扩张的方式支付进口商品价值。美国通过信用扩张支撑着世界和本国需求的不足。 导致这种格局的制度性原因，集中在以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元拥有特权，可以不受约束的滥发货币，但正是这个特权，导致失衡的逐步扩大，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4、不当的应对措施加剧了危机的严重程度。应对措施反映了人们对危机的认识及该政策背后支持力量的政治重要性，但应对措施本身又构成危机进一步演化的因素。 两次危机中，政府的应对措施都出现了失误。第一次大萧条期间，政府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失去了恢复市场信心的最优时间。同时，政府各自为政，加剧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在 1929～1931 年的大萧条中，美国经济的转折点实际上是从1930 年6 月开始的。当时为了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大量进口商品的冲击，美国通过了灾难性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这一举动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同时也引发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报复。1931 年7 月，英格兰银行拯救了德国央行，后者因为安斯塔特信贷银行倒闭而陷入困境。法国因此从德国央行和英格兰银行撤回了黄金。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金融系统的动荡和崩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充分吸取了大萧条时期的教训，加强了国际政策协调，并强化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在短时间就阻止了危机进一步恶化。但在应对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允许“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倒闭，引发了市场的恐慌。虽然努力克服“以邻为壑”的政策，但最终仍存在大量变相阻碍市场开放、反对全球化的政策。以及缺乏有效的结构调整政策，过度关注货币财政等金融政策的作用，等等。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陈道富（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