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新华网、新华每日电讯报社、参考消息报社、中国证券报社、上海证券报社、瞭望周刊社、半月谈杂志社、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经济参考报社承办的“2011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11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与信息化产业部原部长李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本次论坛着重探讨了在全球经济低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需要在控制物价上涨和保持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并致力于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软着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李毅中：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 委 员 会 副 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在演讲时表示，我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处在工业化的加速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我国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不会改变。因此，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他强调，实体经济是生存发展的基础，过度发展虚拟经济潜在风险很大。
李毅中表示，虽然我国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大而不强，要对我国工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做出合理判断。他指出，不仅要看数量指标，还要看质量指标，要把自主创新、生产力要素、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化、城镇化等因素考虑进来。而且，工业化必须是个全国的概念，不能说哪个地区处于工业化的某个阶段。“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步小康达到了还有殷实小康，小康以后还有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李毅中指出，总体上，我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处在工业化的加速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我国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不会改变。
他强调，实体经济是生存发展的基础，过度发展虚拟经济潜在风险很大。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工业强则民富，工业强则国强。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工业和二产的充分发展，三产没有基础、没有市场，消费没有来源，工业反哺农业也没有实力，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没有保障。”李毅中说。
“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加快转型升级。基于此，李毅中指出，首先，要科学合理确定工业增长速度。他表示，“市场换技术”的阶段已经过去，应当进入技术创新的阶段，把发展的重点放到调结构转方式上来。“从能源消耗看，目前我们的总能耗是33亿吨标准煤。按目前速度下去，到2020年总能耗至少再增加一半，根本不可能。要注重能源资源供需总平衡，不能过度依靠进口。无节制使用不是科学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按照粗放的发展方式继续追求高速度，资源环境无法支撑，方式也难以转变。”李毅中说。
其次，要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李毅中指出，我国工业规模大，但总体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必须用现代科技不断改造提升才有出路。鉴于真正的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第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支持企业突破制约行业或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第二，要产学研用相结合。科技方面创新很多，但不少没有转化为现实的成果。要强调产学研用结合。正是因为在利用上下的功夫不够，科技研发和经济工作‘两张皮’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李毅中说。
第三，要差别化发展，制定差别化政策。“当前，要把差别化发展落实到十二五规划各个环节。”李毅中说。
他指出，我国中西部差距太大，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有总体的要求，还要结合地区的实际。2020年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关键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全面小康，必须跨越式发展，在发展中调整转变。欠发达地区要根据地区的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市场需求和产业基础，选好自己的优势产业，实现差别化发展或者叫错位发展。
李扬：全球经济低迷将延续5- 1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当今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还要延续5-10年，这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伴随着通胀见顶，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也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应当进行一定的调整。
“我们认为危机根本没有过去，所以就无所谓二次探底或者三次探底的问题。”李扬表示，从2007年3月份开始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其严重程度可以和上世纪30年代、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相比，其恢复过程也将相当漫长。李扬表示，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财政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它根源在经济的发展方式上。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方式是过度依赖消费，收入不能支持消费，不仅不能产生储蓄，还有负储蓄。这次危机，是全面的资本主义负债经济不可持续的危机。
李扬认为，当今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还要延续5-10年。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所谓挑战，如果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话，发达经济体经济需要平衡国际收支，中国的外部环境将收紧，贸易顺差可能就会被定格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他条件不变，仅这个条件发生变化，就会使得G D P增长率下降1.5%，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但另一方面，这种国际形势，也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现在有一个非常强的外部环境迫使对长期以来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我们不能够，不应该长期依赖出口。”李扬认为，目前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已经显现。从国内消费来看，七、八、九三月的实际消费逐月下降；出口方面，一到十月顺差同比下降15.4%，预计明年还会继续下降；投资方面，虽然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4.9%，但制造业投资是在下降的。“外需已经靠不住了，国内消费需求很平稳，投资，制造业投资也相对稳定，真正可控的，真正可能采取一些措施的，那就是基础设施、住房投资。”李扬认为，如何完成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以及如何处理好地方融资平台，将成为决定我国投资能否成功的关键。
李扬强调，保障性住房的筹资结构和筹资机制，基本上复制了地方融资平台，可能会增加融资平台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资金结构上，中国也存在着多方面的扭曲。一是在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关系上，中国倾向于政府主导，而且最近两年，特别是应对危机之后，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在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上，中央集中过多；在资金供应结构上，则是以债务性资金为主，股权性资金较少。李扬认为，这三方面的扭曲可能会构成未来投资风险的基础，中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李扬建议，应当积极推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同时要明确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应当主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在下一步改革发展过程中，要重塑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目标；要多渠道增加股权资本的供应，发展为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继续引进外资，发展各种集合类投资，像PE、房地产信托，促进债务性资金转变为权益性资金。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可能已经发生了趋势性变化。”李扬认为，美国经济、欧债危机正在继续发酵，国内在一系列紧缩政策叠加作用下，增长也出现了减速现象，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应当可以确认。在物价上涨已经见顶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应该进行及时的调整，应当致力于在控制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应当是今后一段时间宏观调控的基调。
李稻葵：中国经济需要三个软着陆
李稻葵在论坛上说，当今的国际形势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个格局性的危机，会影响到未来世界长期的经济、金融乃至于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转型。这需要先让资产价格实现软着陆，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软着陆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和对外依赖程度要平稳下降，房地产价格不要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合理有序的引导民众出国投资。
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要转型，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经济从过去那种增长速度比较高，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广义过热的状态中调下来，实现软着陆。之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深层次的改革。其中第一件事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做了，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取得一些成效。
中国当前重点有三件事需要软着陆。首先是增长速度和对外依赖程度，这点正在实现。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预测，今年中国国内经济同比增长9.2%，比去年的10.4%明显下降，明年的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降到8.5%。大概到2013年，中国基本实现外贸平衡，甚至略有逆差。
第二个软着陆正在进行，就是房地产的软着陆。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很大，李稻葵认为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客观上会实现，也必须实现软着陆。对整体经济而言，地产价格高涨肯定有问题，但是地产价格如果大幅度下降的话，带来的问题也将是全面的。
所以房地产调控的近期目标，李稻葵认为是应该放在软着陆上，而不是简单地让价格大幅度下降。如果大幅度下降的话，对经济的影响一定是不良的。事实上，如果讲一般原理的话，任何的资产泡沫，最佳的处理方式都是慢慢地让它软着陆。而且中国有让房地产软着陆的条件，毕竟中国经济是快速增长的经济，按照预测，明年同比增长8 .5%，物价上涨2 .8%，名义G D P超过10%。只要房地产的价格不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两三年以后任何的泡沫都会慢慢做实。
至于房地产调控的远期目标，那就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了。就是要找到一条更加可持续的、更加合理的房地产发展方式，可能的办法是采取双轨制，让居民住房中既有政府提供的福利房，也有政府监管比较得力的商品房。
第三个软着陆则是中国金融的软着陆。李稻葵说，中国金融行业现在出现了一些乱像，这个风险怎么化解？当然首先需要采用传统的方式，增加监管，尤其是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把民间借贷纳入监管体系。可能还有一个思路也非常重要，就是合理有序地引导中国的百姓出国投资。这个出国投资并不完全指企业家出国并购。
举个例子，比如从鄂尔多斯或者温州试点，允许温州的家庭，直接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出国投资，买美国、欧洲的股票，给他们500亿美元的上限。这首先对老百姓有好处，虽然现在世界经济低迷，但是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并不是一团糟。中国经济拉动了宝马、苹果这些企业收入的增长，也导致了世界资源需求的上升，具有投资价值。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大量的外汇储备掌握在政府手里可能导致世界各国都紧盯中国的外汇储备，而民众出国投资则可以让国内的货币存量下降，而且老百姓手里的余钱也就不会在国内瞎折腾，扰乱国内市场了。
如果这三件事都软着陆的话，那就为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赖小民：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在发言时指出，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多方面原因。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根本还在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大力发展二板市场、区域性小微资本市场和风险资本市场，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赖小民指出，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0年，我国中小企业数量突破5000万户，占整体企业数量的99%以上，税收收入贡献接近60%，提供就业岗位比例达80%。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国际国内金融困难、经济复苏过程当中的集中体现，也是必然现象。只不过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
“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从中小企业自身来看，管理水平比较低。大多数中小企业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不强，市场预测、开发的能力比较弱，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其财务行为也不规范，以致银行难以了解其真实的财务状况。企业贷款难和银行难贷款两个问题同时并存。其次，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比较窄，目前上市公司主要是大企业，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机会不多。第三，银行信贷管理体制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商业银行现有的机构设置、授权授信制度和内部管理机制等都造成信贷向大企业集中，贷款集中度过高，大中小三类企业获得贷款的平均概率大约为40%、30%和30%。其中，微小企业能获得贷款的比例仅为16%左右。”赖小民表示。
赖小民指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根本还在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毫无疑问，作为银行来说，按照资金效益原则它一定会倾向大企业。虽然目前银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设置了中小企业贷款部或者是创新部，但是实际上很多都形同虚设，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一定要搞一些社区银行，甚至是微小银行。”赖小民强调。
赖小民说，彻底改变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重要举措之一，关系到对传统的信贷模式进行战略调整，是要完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信贷机制，创新金融产品。一是转变信贷模式的指导思想，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信贷战略模式。第二，细分中小企业，建立机制分成的中小企业服务金融体系。第三，创新中小企业信贷管理机制。在风险定价机制方面，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积极引进有弹性的贷款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
“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担保机制方面，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担保方面要扶持，对上下游关联中小企业的互保行为要持审慎态度。在激励约束方面，银行要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特点的政策，充分发挥信贷人员在有效控制风险前提下，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支持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外，加强政府、银行、境内投资者，包括民间资本之间的合作，形成多层次的中小企业融资格局。”赖小民说。
孙杰：经济结构调整已经越来越紧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欧美经济体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势必要扩大出口，因而中国将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是必然的。在投资拉动不可持续，消费短期难以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应当在通胀与增长中寻求新的均衡，更要注重经济增长。
孙杰认为，美国经济在2010年增长势头平稳，但是从2011年开始增长明显下降，在高失业的压力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下降；失业率仍处于20年来的高位，而通货膨胀已经接近美联储的上限。这两个矛盾的信号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左右为难；危机冲击和经济刺激政策造成的财政赤字迅速推高美国国债水平，带来了主权信用危机的风险，政策空间用尽，经济增长的前景高度不确定；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可能性在上升，零利率和流动性过剩也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货币政策至少不会在2013年前收紧。
美国的情况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三方面影响，一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中国资本流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要抑制通货膨胀，那么要提高利率，而提高利率要增加资本流入的吸引力，这是一个矛盾的状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无就业复苏，加上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的预期，均会诱发新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同时，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下降，也增加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
孙杰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美国要刺激经济增长，从宏观经济来看，消费是很难控制的，投资也很难控制，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增加出口。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
而从欧洲方面来看，从2006年、2007年以后，欧洲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如果欧债危机带来了欧洲的经济衰退，毫无疑问，对中国贸易渠道的影响非常大。总的来看，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比美国次贷危机那次的冲击更大，但是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如果由于欧债危机带动了美债危机，带动了全球经济第二次探底，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孙杰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越来越紧迫。中国现在消费对G D P增长支撑越来越减弱，而投资越来越上升。2009年由于受外需迅速下降的影响，进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是负的，投资变成了一个绝对的拉动因素“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单纯靠投资来支撑。投资之后形成产能，如果最后产出的产品不能被最终消费，不能出口，经济增长模式肯定要出问题。”孙杰表示。另外，中国大概在2014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单纯靠劳动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也会出现问题。
他认为，从长期的增长前景来看，中国内外需要进行交接。但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投资不仅要维持原来的水平，而且还要不断加速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消费上，需要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但这个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另外，在外需方面，随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中国也需要改变依靠进口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孙杰表示，中国货币政策应当在通胀与增长中寻求新的均衡，要兼顾通货膨胀，但是更要注重经济增长。中国在改革当中付出了很多成本，而这个成本可能是经济增长当中的一些隐患，而这些隐患，只有靠经济增长来消灭。记者 吴黎华 方烨 张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