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各经济体CPI涨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但全球通胀压力依然存在。明年，世界经济还将处在金融危机的成本消化期，增长形势依然严峻。
今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等因素拖累，世界经济复苏再度放缓；加之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一度呈下行走势，全球各经济体CPI涨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
然而，目前发达经济体CPI涨幅依然高于其央行的警戒线，新兴市场经济体物价水平大多处于历史高位。与此同时，8月及9月后，各经济体CPI普遍出现回涨，全球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厘清明年全球通胀的新特征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等传统理论越来越难以准确解释通货膨胀的发生与发展。因此，在分析明年全球通胀形势之前，有必要厘清通货膨胀的新机理、新特征。
首先，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了全球性生产体系，工业制成品的增值链可以最大限度地在全球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有效供给，压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家具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企业带来了全球性市场竞争压力，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面对石油、铁矿石、铜等能矿产品价格上涨，企业只能更多依靠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技术进步和推动产品升级对此进行消化。而提高最终产品价格较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能矿产品价格上涨对消费价格的传导。
其次，农业生产不能像工业生产一样开展全球性分工，经济全球化并没能有效压低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市场也非充分竞争，个别国家因气候等因素出现减产会直接推高国际农产品价格。同时，农产品是食品生产的最重要原料，而食品在各国CPI构成中都占有一定权重。也就是说，一旦农产品价格上涨CPI必然应声而涨。反观石油等能矿产品，其在CPI中的权重十分有限，因此这些产品价格上涨对CPI的作用比较间接。由于极端天气很难预测，加之游资对农产品的投机炒作日益增多，未来全球消费价格大幅上涨仍有可能不时出现。
第三，进入新世纪后，金融全球化加速发展，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日趋国际化，居民与机构的保值、投资、投机渠道不断丰富。其重要结果是，全球过剩的流动性并未明显推高CPI，而是大幅推高了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过成本、财富效应等渠道，间接地加大消费价格上涨压力，如果流动性针对的是农产品，这种压力往往会迅速转化为CPI的上涨。
第四，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变动能反映经济的冷热程度，且与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相关。但这些产品金融属性很强，其价格除受基本面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投机炒作、市场预期、金融监管等多重因素影响，往往波动幅度很大，既难以确定其长期潜在水平又无法准确预测未来走势。这加大了各国央行决策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操作失误的概率。
影响全球通胀的两方面因素
影响明年全球通胀存在 “不变”与“变”两方面因素。 “不变”的是机理，“变”的是影响机理发生作用的因素。
总体看，明年通胀压力依然较大，消费价格有可能再次上涨。当前，美联储已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欧央行也出台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日本央行则加大了资产购买计划力度。发达国家这些“无限”、以“印钞票”为主要特征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导致明年全球流动性激增，在实体经济缺乏投资热点的情况下，可能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农产品、基本金属、能矿产品及原油价格在 QE1期间分别上涨了 14．7％、71．3％、28．7％和47．1％，在QE2期间分别上涨了14．5％、5．9％、25．1％和25．4％。预计明年随着QE3等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大宗商品价格还会出现一定的涨势，进而加大各国输入型通胀压力。
应当强调的是，能矿产品价格上涨将加大各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但并不必然导致CPI上涨；主要的风险点还在于农产品价格，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即使像中国这样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国内粮价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粮价的影响。
明年，世界经济还将处在金融危机的成本消化期，增长形势依然严峻。
一方面，诸如欧债危机等主要风险点已经基本释放完毕，难以催生新的大动荡。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依然青黄不接，有效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尚未出现，而削减财政赤字和高失业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
这样的基本面决定了明年世界经济还将呈现一种脆弱的低速增长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长3．6％，略高于今年的3．3％。与此同时，“东亚生产、欧美消费”的格局和全球产能过剩的状况难有根本改变，耐用消费品价格涨幅将比较有限。但是，如果东亚地区地缘冲突升级，将影响全球生产网络的正常运转，导致耐用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
近年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传导至国内，增加了控通胀的复杂性。同时，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上涨还将长期存在，房价上涨压力也未完全消除。因此，明年中国的通胀压力依然很大。（张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