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和平与繁荣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建立公正、合理、包容的国际新秩序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诉求。然而，在2012年，世界人民的“愿望清单”仍只能“打折”实现。经济增长前景扑朔迷离，局部动荡频繁发生，国际秩序转型艰难。2012年，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环境更趋复杂，维护战略机遇期的任务格外艰巨。

　　国际格局“延”与“变”

　　回首今年，国际格局在“延续”和“变迁”的轨迹上向前推进。东西力量消长继续，政治博弈日益加深，地区秩序趋于失衡。

　　这一年，世界加速走向多极化，国际力量对比继续呈现“东升西降”之势，有利于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和转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高祖贵指出，发达国家继续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起色不大，新兴国家依然呈现增长态势，国际经济领域“东升西降”态势得以延续。鉴于经济上的相对衰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主导能力、干预意愿相对下降，扩张能力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萎缩。相比而言，新兴国家谋求发挥更大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上升，国际政治博弈参与者的数量继续增加。

　　这一年，力量变化和地缘博弈集中在区域层面，首当其冲的是东亚、西亚北非等地区。“单极”美国继续以“世界领袖”自居，但单边主义倾向有所下降，更倾向于借重盟友和多边机制来推行自身战略。抽身阿富汗，美国对干预中东犹豫踌躇，中俄共同为防止叙利亚重蹈“利比亚模式”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拉拢传统盟友和新伙伴，使得亚太地区安全格局面临失衡之虞，区域性地缘博弈加深。

　　这一年，全球逾50个国家及地区举行了选举和换届，其中包括安理会“五常”中的四国，大国关系经受考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阮宗泽指出，着眼大选，今年各国外交“内顾”倾向尤为明显，普遍采取求稳方略，避免矛盾和冲突激化。但也有一些国家“以外安内”走上歧途，民粹主义日盛，政要被右翼势力绑架，并带动社会政治右倾化，对外政策扭曲，进而重挫对外关系、地区稳定，甚至不惜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发展“危”与“机”

　　回首今年，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剧烈变化。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未变，变化的是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集中体现为：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就机遇而言，其一，中国自身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对地区和国际局势起到“压舱”作用，而外部局势的稳定因素又能“反哺”中国发展。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所说，经过60多年勤奋建设，中国的国力已发展到可以综合协同运用的有利时期，这是我们最大的发展机遇。其二，这是一个利益交融的时代，要合作不要对抗，渐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其三，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改革现有国际旧秩序的氛围更趋成熟，行动更加具体。

　　就挑战而言，环顾周边，今年地区次中心力量不断向地区战略中心——中国发起较量。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相继挑起领土领海争端，黄海、东海、南海形势同时趋紧；印度等国与中国的对抗性倾向增强，声称拥有南海 “经济资产”。放眼国际，全球经济陷入盘整，西方大行保护主义。种种挑战背后，总有美国的身影若隐若现。对此，中国须有充分的忧患意识。不过，正如苏长和所言，只要自身稳固团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

　　新兴国家“供”与“求”

　　现存世界秩序不合理的本质在于：经济金融上的“美元本位”和政治安全上的西方制度霸权。回首今年，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继续为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经济上，金融危机对美元霸权带来巨大冲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约束美元的呼声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中的角色从 “后进生”变成“贡献者”，并谋求更大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阮宗泽指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也向世界提供投资、资源、市场和公共产品。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期间，金砖国家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注资750亿美元。而据IMF推出的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都将翻倍，仅列美、日之后。

　　政治上，从G7、G8、G8+5到G20，发展中国家影响力与日俱增，东西方力量博弈激烈。在苏长和看来，今年中国通过两场外交斗争维护国际道义。一是坚决反制日本试图推翻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企图；二是维护“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在联合国用两张否决票制止强国颠覆他国合法政权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不过，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某些西方国家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转不过来，始终容不得“后来者居上”。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谋求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并非颠覆、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为推动其向更公平合理稳定的方向转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的关系，亦不是“零和”博弈、取代和被取代，而是和谐共生、互利共赢。(安峥 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