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际局势纷繁多变，起伏不定。西方国家，经济低迷，群体闹事，矛盾频发；新兴市场，国力增强，力量对比，渐趋平衡；中东政局，持续动荡；美国战略，加速东移；中国发展，挑战增加。
美国经济疲软，欲重振自信
美国经济疲软，债台高筑，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影响力下降。“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国内深层次的矛盾和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民调显示，平均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4个对政治制度不满，认为当前的制度在处理经济等国内问题时表现不力；56%的人对奥巴马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持反对态度；44%的人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比奥巴马上台时要糟糕。事实上，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9.1%，近1400万美国人失业。于是，美国有些人散布美国“衰落论”，认为，美国巨人已回天乏力，美国正走进全球退休大国的养老院。诚然，美国正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但它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为了增强美国人的自信，恢复往日之“霸气”和争取总统连任，奥巴马总统现正积极调整内外政策，主要有如下举措。
第一，振兴经济。奥巴马首抓就业问题，以降低长期徘徊在9%的失业率。9月8日，他向国会两院提出了就业刺激方案，主要包括降低税收和增加高达4470亿美元开支的一揽子计划，其核心在于削减工薪税（高达2400亿美元）。11月，奥巴马亚太之行，重点转向经济。他表示，期间签署的贸易协议将“支持13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并助美“实现到2014年让美国出口增长一倍的目标”。（德新社华盛顿2011年11月19日电）此外，美联储推出了新刺激举措，决定大举调整其2.65万亿美元证券投资组合，以压低长期利率，其中出售4000亿美元3年内到期的国债，并将所得收益重新投资于6—30年内到期的国债，令长期国债在其持有资产中占据的比重大大增加。通过利率的降低，来提振投资和消费，给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注入一针兴奋剂”。
第二，科技领先。美政府继续加大对高科技和新式武器研发的投入，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制定新的发展规划，争取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抢占国际制高点。在医药方面，美国也有新的突破。
第三，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加速战略东移。随着美军逐步退出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美国加快了向亚太战略转移的步伐。奥巴马亚太之行，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强国，我们来到这里就要留在这里”，意在重塑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导地位。同时，此行也展现出美对全球姿态的重要变化，即对经济的担忧已取代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成为其最大的担忧。美国务卿希拉里曾撰文强调，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因此，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加快向亚太地区战略转移，建立“前沿部署”外交，“遵循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即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我们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1月）由此可以看出美亚太战略的新特点，即运用巧实力和软实力，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利益最大化，进一步确立其在该地区的霸主地位。
第四，调整中东政策，继续主导地区事务。奥巴马出台了“中东新思维”，化被动为主动，由力保亲美的阿拉伯共和制政权，转为明确支持地区变革，意在将其纳入美的轨道，使各国政权按其意图实现平稳过渡，建立美式民主。美现正极力打造埃及民主样板；在推翻了卡扎菲政权、撤了也门萨利赫之后，又企图压垮叙利亚。对沙特等君主制政权，为其出招，予以力保；首次提出巴以的永久性边界应建立在1967年边界线的基础上；坚持按时从伊拉克撤军；重点高压伊朗。上述举措正逐步落实。但地区局势仍在动荡，甚至出现反复，不可能按美意图发展。
第五，改变反恐方式，缩小打击范围。2011年5月，美国大兵击毙本·拉登。这对奥巴马来说，无疑是一大胜利。9月，美无人机在南也门又打死了“网络本·拉登”奥拉基。在此情况下，美一改过去大吹大擂、兴师动众的做法，而是加强侦破，秘密行动，出其不意，重点打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欧债危机严重，主要靠自救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欧元区17个成员国中爱尔兰、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出现债务危机，其中希腊、意大利两国尤甚。据报道，希腊债务高达3500亿欧元，其自身已没有偿还能力，经济不可能实现平衡。因此，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曾在20国集团首脑会议前夕，提出就欧盟对希的救援计划进行全民公决，犹如一枚定时炸弹对准该会议。经做工作，他取消此提议后，才使会议得以顺利召开。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债务高达1.9万亿欧元，相当于希腊债务的5.6倍，是上述4国债务的总和。意总理被迫辞职。
欧债危机，一改欧洲的繁荣景象，致使失业率高企。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除了服兵役以外，在15至24岁的就业人群中，欧盟平均失业率为20.5%，其中西班牙和希腊最高，分别达45.7%和38.5%，意大利27.8%，英国19.6%，德国虽控制在10%以内，但依然比社会平均失业水平高出不少。
为解决欧债危机，欧盟和欧元区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
1. 增强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建设。欧元区17个成员国议会已批准该机构的扩大方案。目前，该机构有4400亿欧元的可用贷款，预计其中的一半左右将被对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紧急救助所消耗。
2．“换人”自救。上述五国均实现了政府更迭。广大选民普遍希望通过新人上台，实现“专家治国”，尽快走出困境。各国政府正制定财政紧缩计划，要求民众“勒紧腰带”，以渡难关。
3. 欧盟积极化解危机，如提出发行欧元债券的三种方案，以促债务共担。对此，德、法持有异议，难以实施。与此同时，欧盟正加大对财政、经济和体制改革的力度，使之从“货币一体化”到“财政一体化”直至“政治一体化”的方向行走。当然，这将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救援。拉加德总裁正积极活动，争取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通过该组织向欧洲提供援助。据报道，该组织将向意大利提供600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
新兴国家力量增强
2011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同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渐趋平衡。这标志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上，新兴国家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源泉。6月7日，世行报告称，全球经济复苏仍将是“南高北低”，发展中国家将增长6.3%，发达国家仅2.2%，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出发达国家45%，并在未来两年内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近80%的贡献。全球积累轴心实现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过渡，新兴市场企业集团在全球的影响正在扩大。在英国《金融时报》按市值排名的2011年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27家，仅次于美、英、日，位居第四，如算上香港18家企业，中国排名第二，而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排在第8名，只有8家企业进入500强。另外，印度14家，巴西12家，俄罗斯为11家。值得提及的是，新兴国家阵容不断扩大，又有11国经济增长前景看好，被高盛公司称为“未来11国”。它们是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越南和韩国。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强烈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增加话语权。目前，它们在联合国、20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和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明显上升，“金砖国家”正发挥重要作用，致使发达国家不得不认真倾听，接受“加强合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互利共赢”的理念和主张。欧美国家也放下身段，要求发展中国家助其渡过债务危机。发展模式上，呈现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各国大都按本国国情，因地制宜，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本国经济尽快复苏，以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的“药方”，连自己都救不了，怎能救别人呢！美国“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的方子，已遭到国际社会的猛烈抨击、谴责和嘲讽。
总之，这个世界正在变。11月24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撰文称：“全球经济的地理中心已经显著地发生了转移。如今，中国处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而其发挥的领头龙作用也有益于世界经济发展前景。”
中东地区进入动荡期
2011年伊始，中东地区发生政治风暴，席卷中东大地，冲击着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这是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风暴。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受冲击的程度不尽相同，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其政权相继更迭；叙利亚政局依然紧张、动荡，流血冲突不断；南苏丹实现独立；其他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如阿尔及利亚、苏丹，也常有民众示威游行。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虽受波及，但影响相对较小，只有巴林受到较大冲击。海合会在巴林当局要求下出兵干预，使局势得以迅速恢复正常。所幸君主制政府及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内外政策调整，适当改善民生，稳定了人心，使政局逐渐稳定。
埃及穆巴拉克的下野，标志着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强人统治时代的结束。局势仍在发展，还将持续动荡、反复甚至不排除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地区事务的干预，使局势更为复杂多变。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伊斯兰复兴运动获胜。随后，摩洛哥众议院大选，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也赢得了选举。11月下旬，埃及民众数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军方立即交权，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千余人伤亡。埃军方表示，将在2012年7月前进行总统选举，届时政权将移交给文官政府。然而，示威民众不答应，还要继续闹下去。11月28日，埃及议会第一阶段选举在混乱中开场。据报道，伊斯兰政党获得了65%的选票。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势力在该地区正在增长，并将在地区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利比亚虽组成临时政府，但难以服众，将会动乱不已，人们担心利可能成为第二个伊拉克或索马里。关于也门，11月23日，萨利赫总统签署了交权协议，成为第四位下台的阿拉伯国家总统。尽管如此，也门局势仍很凶险，处处“火种”，前景难料。至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虽处境艰难，目前尚能控制局势。随着西方和阿盟对叙制裁的加大，叙反对派武装力量的增强，局势将会继续恶化，叙可能成为下一个利比亚。
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迄今，巴以和谈搁浅。2011年9月，66届联大期间，阿巴斯以巴勒斯坦总统和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巴“入联”申请，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美公开表示，将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看来，巴入联难以实现。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巴为正式成员，令美以大为恼火，扬言要停止对该组织的资助。
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埃及的积极斡旋下，实现了和解，受到了巴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普遍欢迎和赞赏。这有助于巴内部团结共事，用一个声音对外讲话，共同对付以色列。
以色列处境更为孤立，软实力下降。阿拉伯国家反以情绪高涨，埃及、以色列出现冷和平。9月9日，开罗部分民众闯进以驻埃大使馆，扯下以国旗，换上埃国旗。许多民众甚至支持取消戴维营协议。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跌入低谷，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土取消了同以的一切军事协议。应该看到，巴“入联”申请本身就是对以的一个打击，使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处境被动。
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201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经济仍得到平稳较快发展，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使广大人民分享到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外交事业有了蓬勃发展。2011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席20国集团首脑会议、亚太经社理事会首脑非正式会议、东亚峰会、上合组织领导人年会和出访有关国家等国事访问，宣传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增信释疑，促进政治互信，推动睦邻友好，强调同舟共济，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共克时艰，主张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管理制度，这对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和有关体制改革及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增加，须谨慎应对。
第一，经济转型，难度增大。中国正经历工业化时代的中期，建成了较完整的“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业化体系，虽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难以持续稳定地发展。中国政府从发展战略考虑，决定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实现经济转型，即建立较完备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工业化体系。这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科技创新、设备更新、人才配套、资金到位。发达国家不会向中国出售先进设备和核心技术，只能靠中国人自己艰苦奋斗。
第二，改善民生，尚需加强。对于如何改善民生，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并作出了积极努力。就中国国情而言，面积大、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缺，迄今仍存在三大差距（城乡、东西、贫富）和三大难题（就医、住房、上学）。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老大难问题。改善民生，既要给大家带来希望，又要实事求是；既要雷厉风行，又要量力而行。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善民生，才能使广大人民安居乐业。
第三，治理污染，绝非易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发达国家上百年出现的污染现象在中国呈现出“压缩型、结构性、复合型” 的特点。在高速发展情况下，尽管中国政府在治理污染方面取得了成效，但包括水、大气、土壤在内的环境污染依然相当严重，污染物的排放量大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我们不能重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创新能力。我国减少排放面临的国际压力也在不断增大。我国现以一年60多亿吨的碳排放位居全球第一，约占全球碳排放的20%。但人均碳排放却远远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自主宣布了温室气体减排的约束性量化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对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中国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第四，周边环境，更趋复杂。日本海啸、巴基斯坦和泰国洪涝、朝韩关系紧张、朝核六方会谈停顿、南海争端不断、中东政局动荡等均对中国周边环境带来消极影响。美国加快战略东移，积极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常拿南海问题说事，煽动东盟国家发难，并分别同日本、韩国、菲律宾进行海上军演、在澳大利亚驻军，意在建立由美主导的新联盟。目前，为维护在亚洲的霸权，美国正悄然构建对华包围圈。美继续售台武器，又给台海局势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另外，国际贸易的竞争、摩擦也在日益加剧。对此，我国需制定应对措施。
（作者：刘宝莱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