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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金融危机受到了经济学家、决策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格外重视。大量的研究文献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传导机制和后果进行了深入探讨。就其后果而言，人们普遍将注意力投向危机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沉重打击，并根据危机的程度和持续期限计算危机所造成的累积产出损失。然而，在对整体 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对社会各阶层收入与财富的作用方向与程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如果金融危机加重了贫困程度、恶化了国内收入分配状况，一国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加以防范或解决？


　　一、金融危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渠道
　 　发展中或转型中经济比较容易发生金融危机，这此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各国对危机的政策反应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共同特征：危机发生前各国一般都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本币严重高估和经济过度膨胀等问题；危机发生后各国一般都实施了本币贬值、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贸易、金融自由 化和私有化等结构改革。于是，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反应，通过多种渠道对一国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

　　 1. 劳动需求的减少。作为危机的政策反应，紧缩的宏观政策将导致总需求、进而劳动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类调整：一是劳动时间缩短、失业率上升的数量调整；二是劳动 工资下降的价格调整。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Manue-lyan and Michael （ 1998 ）的研究发现，泰国的失业率由 1997 年 4 月的 2.1% ，增至 1998 年 5 月的 5.3% ；韩国则由 1997 年 7 月的 2% 升至 1999 年 4 月的 8% 。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与工资水平大幅下降相伴的是，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部门就业。显然，上述调整对所有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不同素质和技能的劳动者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 Agenor （ 2001 ）的劳动力贮藏（ labor hoarding ）理论，因为存在较高的周转成本，高素质与高技能的劳动者将被正式部门贮藏起来；相反，那些低素质与低技能的劳动者将被解雇，只能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部门工作。面临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低素质与低技能的穷人因为无法利用信贷市场的消费信贷以缓解家庭收入的减少，最终陷入绝对贫困状态。

　 　 2. 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危机期间，本币贬值、税收与补贴政策的变化以及贸易自由化改革等政策反应会造成国内商品相对价格变化。 Liptonand Ravallion （ 1995 ）指出，因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不足、商品价格刚性等因素的存在，上述相对价格变化对一国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比较复杂， 但一般规律与总体特征仍然是存在的。在这方面， Satin et al. （ 1997 ）认为，在本币贬值的作用下，相对于非贸易品，贸易品的价格将大幅上涨。所以，非贸易品净供给的部门将受损，贸易品净供给的部门将获益。 其次，本币贬值、贸易自由化改革意味着出口的大幅扩张，进而使生产出口商品部门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增加，而低素质与低技能的穷人却难以进入这些部门。最后，本币贬值也将提高进口粮食的价格，受其影响及国内粮食补贴的削减或取消，国内粮食的价格会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贫民家庭将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是 粮食净消费者；相反，作为粮食的净供给者，乡村的农民家庭则可能由此获益。

　　 3. 公共支出的削减。作为紧缩政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支出的削减直接导致了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的下降，进一步对依赖公共支出增加福利的穷人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例如， Bourguignonand Morrisson （ 1992 ）的研究发现， 1981 － 1986 年，危机期间智利的人均公共支出下降了 20% ，穷人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占社会 40% 人口 的穷人家庭，虽然收入累计只占社会总收入 12% 左右的份额，但是他们接受了 20% 以上的转移支付和超过 50% 的卫生与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4. 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变化。在危机期间，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变化产生的财富效应，也会影响一国的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 Datt and Ravallion （ 1998 ）认为，因为穷人没有能力购买债券、股票和房地产，危机发生时债券、股票和房地产投资泡沫的破裂，只涉及国内富人、国外投资 者之间收入再分配。但是，作为危机的另一伴随物－－奔腾式的通货膨胀对穷人的打击却是非常猛烈。原因在于，通货膨胀本质上是对货币资产的强制征税，而穷人无法跨越进入非货币金融资产市场的门槛，货币资产成为穷人财富持有的主要形式，难以进行金融资产的组合投资以规避通货膨胀风险。此外，因为名义工资没有紧 跟物价指数快速调整，通货膨胀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富人而言，穷人的实际收入会出现更大幅度下降，因为他们除劳动工资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形式（如投资收益、闲置房屋出租收入等）的收入来源。

　　 5. 社会环境的恶化。在危机期间，除了个人或家庭外，整个社会也会受到巨大冲击。 Ferreira etal. （ 1999 ）认为，危机引发的经济苦难（收入减少、贫困率上升、失业率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冲突、宗教和移民间题，严重破坏了稳定的社会 关系、网络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进而引起社会动荡或暴乱。 1997 年的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 1998 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与此同时，在公 共卫生、环境治理以及其他方面政府支出的减少，造成了公共卫生与健康条件的恶化。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国家的霍乱流行，与危机期间政府在健康与 公共卫生的支出减少密切相关。显然，在危机期间，社会环境的恶化使穷人的处境 “ 雪上加霜 ” 。

　　二、金融危机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
　 　对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反应对一国贫困程度和收入分配影响的评估，国外学者主要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是运用跨国时间序列数据估计金融危机与贫困、收入分配之间的经验关系。作为跨国方法的重要补充，利用个人与家庭特征的调查数据（如成员数量、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地理分 布等），微观层面的研究是考察金融危机影响贫困与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及其深度。此外，除短期影响外，有些学者实证研究了家庭面临金融危机及其后政策冲击的行为反应，以及由此对一国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