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25 

　全球的领导人们再次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围坐在一起——11月22日至23日，第16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这距离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仅仅一周时间。

　　从冬雨连绵的华盛顿到春风拂面的利马，时空的变换丝毫不能减弱人们对这场日益蔓延的危机的担忧。

　　尽管构建所谓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还处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但与“说的多，做的少”的华盛顿峰会相比，利马APEC峰会多少达成了一些实质性意见。如“承诺在未来12个月内避免为投资、货物和服务贸易增设新的壁垒，不实施新的出口限制措施”等——虽然APEC不是一个谈判性的机制，但领导人一旦做出承诺，这些承诺便具有很大的约束力。

　　可以看到，危机之下，世界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所割裂，而是更加团结。从北京亚欧首脑会议到阿斯塔纳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从华盛顿峰会到利马APEC峰会，过去两个月召开的一系列国际峰会都设置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议题，其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席卷各国的金融危机，必须加强协调，携手合作。

　　合作，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客观要求使然。身在其中，自然不能抗拒。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背后各国之间的政经博弈，则更能显示新时期下经济全球化的诸多新特点。而这其中，中国因素绝对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观察点。

　　纵观最近召开的国际峰会，“中国”往往成为会议上的热门词汇。这一方面是各国渴望“中国出手相救”现实需求的反应，其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早期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资本主义转化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通过市场的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必然是各种不同市场体制相互混合、相互竞争，各种体制同时并存、不断变革的时代。

　　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第一次对比了各种模式。当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在危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时，过去30年取得成功的“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便被凸现出来。

　　当然，中国至今保持谨慎、低调的态度有其原因：这也许是“中国模式”走向前台、占据更多话语权的机会，但却不能说“中国模式”一定就能拯救世界。因为面对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各国经济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未来变化，能否通过体制创新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新体制，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中国，也在寻求解决之道。出席APEC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访问了哥斯达黎加、古巴和秘鲁三个拉美国家，并与三国签署了各种经贸协议，希望与拉美国家发展全方位伙伴关系的意愿明显。

　　之前，欧盟、美国和日本是中国较大的贸易伙伴，但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区域的需求急剧下降，中国出口面临巨大压力。而随着南美力量的加入，中国获得了新的“减压器”。

　　而当中国跳起“拉丁舞步”，其应对这场危机的对策也逐渐清晰：对内，拿出4万亿元人民币扩大内需、加强消费，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对外，进一步寻求贸易多元化，寻找能够分担风险的平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