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
　　中国金融体系近几年来取得了非凡的进展。作为中国银监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目睹了其转变。

　　在2002年时，所有中国大银行都在不良贷款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有些银行的不良贷款占资产负债表的超过10％。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甚至连巴塞尔1（Basel 1）标准都达不到。除了常被误以为是中国央行的中国银行，没有几个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能够说得出一家中资银行的名字。认为美联储或英国金融服务局可能可以向中国金融当局取经，更会被视为天方夜谭。

中国灵活应用多种监管工具

　　不到10年，一切已大大改观。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可疑资产，和向商业银行注入新资本，以往的不良贷款问题已经解决。如今，不良贷款据报道仅占银行资产的1％。银行还引入了外国合作伙伴以学习经营技能，少数股东的股份也可以交易转让。按目前的市值计算，四大中资银行均名列全球十大银行内。具强大资本后盾的中资银行，目前正寻求在海外扩张。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即使是中国，也没有灵丹妙药可以让借给倒闭出口商的贷款起死回生。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其他原因，中国大银行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规模巨大——其中有很大部分的经济价值颇为可疑。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风险也一直存在。不过，投机性投资主要是以现金进行，即使有“杠杆”（leverage，即举债以投资或经营），所占比率也不大。因此，房地产泡沫若真的破裂，中国银行的处境也会比美国和英国的银行来得好。

　　北京当局，特别是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真正的央行），在兴衰循环的早期处理上有骄人的记录，我认为这一次也不会例外。中国金融当局的灵活性相当大，这是因为可动用的政策工具很多，包括各种资本和储备要求，及对抵押贷款条件的直接管制。几个月前，北京已开始收紧信贷增长的龙头，并收到了积极效果。

　　将中国金融体系的转变归功于外国顾问的明智忠告，似乎太抬举我们自己了。在某种程度上，外部影响着实发挥了一些作用——巴塞尔1和巴塞尔2标准的刺激，让北京下定了整顿银行体系的决心。然而，中国人目前对来自伦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和华尔街的建议，却不无理由的抱着怀疑的态度。

　　比如，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最近对亚洲监管者的批评被区域嗤之以鼻，甚至表示难以置信。美国确实应该谦虚一点——其自身监管者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表现实在令人汗颜。生活在温室里的人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

北京金融监管和美英日趋相似

　最有趣的发展，是如今北京与伦敦和纽约的监管哲学和工具越来越类似。在最近资本主义接近崩溃前，伦敦和纽约监管当局以为我们已经走到了金融发展史的终点。金融状况可以用一个工具——短期利率——来控制，其唯一目标，不管是明确还是不言明的，是消费物价通胀。

　　世界各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按全球标准设定，而一经设定就不再改变。至于其他方面，就任凭市场自行运作。银行有自身的理由明智地发放贷款，贷款管制必然是没有效果的。相比之下，以往中国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直接管制。事实上，大部分银行都唯央行马首是瞻。

　　然而，目前北京的官员已经意识到，比较自由放任的管理方式，和让金融机构专注于做生意的好处。但他们也不回避使用可变动资本和储备金条规、存贷款比率、最低存款限制和最高杠杆限制等手段，来管制房地产贷款。

　　与此同时，在发达资本市场，我们正忙于重新引入这些所谓的“宏观审慎工具”，这是巴塞尔目前流行的说法。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在应对信贷过度膨胀或资产价格泡沫时，各种工具的更灵活运用。操纵短期利率可能是个生硬的工具，甚至是双刃剑。升息可以浇灭抵押贷款市场热度，但也会冷却经济的其他部分。

　　监管哲学同样也日趋相似。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著名“不要和市场作对”的说法，一直是危机前英语世界监管哲学的一部分。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一直反对任何试图抑制华尔街财富创造者“动物精神”的行动。

　　中国人则较少受到这类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并不忌讳承认泡沫就是泡沫，或进行干预以刺破泡沫。如今，只有莎拉·佩林（Sarah Palin）还认同撒切尔的一切看法。而在中国，格林斯潘已经在金融历史上被除名了。

　　当2009年初G7扩展为G20时，一些人不难理解的担忧如此多背景各异的参与者，很难在巴塞尔委员会和其他场合就监管事宜达成一致看法。事实证明，这些人多虑了。只要像盖特纳等美国人不再要求全世界按美国的说法（而不是做法）去做，对金融监管未来角色的广泛共识的基本元素已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