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10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双双落幕。继9月下旬美国匹兹堡的G20峰会之后，此次接踵而来的年会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主要在于世人对于IMF的改革憧憬。然而，会议的结果难尽如人意，IMF在后危机时代的定位仍不明朗。回首半年前IMF春季会议之时，各国聚首共商应对危机之策的心情是何等急切，更觉当前改革时机不可错过。

　　应当承认，此轮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恰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国际金融系统性监管的缺失直接相关，更显示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外部性考量的恶果。为避免风暴再次袭来，防止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各国协调有力的政策干预势在必行。世人由此寄望于IMF改革。以其常设性机构的性质，以其拥有的大量专业人才和经验，以其可处理国际金融经济的具体事务的实力，以其可对成员国经济政策实施监督并提出政策建议的功能，更以其186个成员国的广泛的代表性，IMF成为惟一一家“既着眼于实体经济又着眼于金融体系的国际机构”（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语）。尽管在过去的危机干预中也曾有不成功记录，但这家国际金融机构在此次危机中通过对借贷方式的若干调整显示功效，确已重新回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参见本期封面文章“需要怎样的IMF”）。

　　然而，IMF到目前的改革仍相当有限，斯特劳斯-卡恩所主张的“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并未得到其事实上的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的热烈响应。至于IMF在危机后时代的重新定位，与会各方也未达成具体共识。在这里，各国利益的分歧包含了一种必然，改变国际金融秩序、重新分配利益需要更充分的时间进行评估。然而，随着危机淡去，国际合作共识压力正在减低，现状仍不能不使人担忧。世人由此期盼世界主要国家积极行动，尽早打破可能存在的僵局，主动选择未来走向。

　　在IMF诸般改革中，目前最重要的改革正是治理结构的改革。如无公平、合理的治理结构，则加强IMF对成员国经济金融等政策的监督，把各国的大量外汇储备集中起来交给IMF管理，无异于将金库的钥匙拱手让人，各国自然难以接受。在治理结构改革中，份额改革又是核心议题，其难点在于：既要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让至少5%的份额，又要满足从份额高估的国家向份额低估的国家转移，并且要求份额反映各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个“多维度”目标难以实现。虽转让份额共识已建，但建立份额决定机制仍局势难明。

　　在僵局之中，主要利益相关方应理性妥协，美国可考虑在“一票否决权”问题上作出明智的让步。欧盟则应通过协调统一自身的政策，在投票权和执董席位下调的情况下保持在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发达国家作出让步接纳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时，中国亦应以更积极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并加强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沟通。主要国家主动行动，可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改革的榜样，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是全球经济治理迈入多极化时代的标志。

　　当前，中国经济规模迅速壮大，日益融入世界经济。IMF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都在向中国决策者的视野和能力提出挑战，也为中国在未来国际经济体系中重新定位提供机会。正如识者所说，今天，中国增加在包括IMF在内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内的影响力，已经水到渠成，“挡都挡不住”，此时更需要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自己。只要我们承认IMF这类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共性”，就应当承认在这类机构及相关问题中，知识与智慧，想象力与思辨力，往往比投票权更为重要。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提高之后，如何相应地提升干预能力，从而做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