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3”框架几乎由中国一手搭建，但日本推动此一提议已有10多年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对于东盟与中日韩的政府部长们来说，要一致选定一名研究室主任并不容易——即使事先已做充分协调工作，但在年度会议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说是一个研究室主任，本质上则是亚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雏形，因此，利益攸关方都竭力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和日本的博弈则是僵局的根本。
西安会议议而无果
2010年11月，东南亚联盟组织（简称“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即“10+3”）负责财政、金融事务的副部长级官员，在中国西安召开年度会议。来自“10+3”各成员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东盟秘书处等国际组织的10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率领由财政部、央行、外交部、香港金管局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与越南财政部副部长联袂主持此次会议。
审议“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筹备情况的议题，原本并不为外界所关注。然而，由于两个主要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甚至有严重分歧，从而格外引起外界关注。也就是说，原定于此次会议确定该办公室主任的人选，但最终并未出炉。各方遂承诺在2011年的年会上再次讨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对于这个研究室主任的人选，中国、韩国和日本都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日本的候选人是一位高层官员，拥有海外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曾领导日本财务省的国际局工作。在过去一年里，日本重点推出的这位候选人得到一些国家的认同，中国一度也表示同意。但是在年会上，中国却表示反对。
从此次会议透露出的信息来看，“10+3”国家中，中国和日本是这次会议的焦点国家，特别是中国代表团立场的微妙变化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中日摩擦近期持续不断，导致中国改变了原先较为柔和的态度，决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反对日本人担任这个职务。
亚洲版IMF命途多舛
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指的是东亚区域货币储备基金，其作用是为金融危机时需要援助的经济体提供资金援助。截至2010年，该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但东盟各国比较倾向于将其发展为亚洲版的IMF，有掌握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实际权力，而日本一直在倡导并试图掌管这个机构。美国反对，中国立场则较为模糊。
AMF从第一次提出到雏形，前后经历13年之久。日本提出这个想法后，遭到了IMF的强烈反对与美国果断的拒绝，主要原因还是担心日元会挑战美元，影响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当日本转向中国寻求支持时，中国选择了沉默。
在13年间，“货币双边协定”和“多边互换”是两大关键步骤。特别是1997年与2007年的两次金融危机，给东亚各个国家都带来极大冲击。IMF在危机中没能及时救助，并且还时常附加严苛的条件，招致东亚国家的不满。建立亚洲自己的IMF的理念逐渐被东亚国家认可。
不过，AMF虽被IMF一票否决，但东亚各国制定的“清迈协议”却得到美国和IMF的首肯。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清迈协议”，通过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提议，允许在亚洲各国资金短期急剧流动时，从邻国获得资金帮助。
这一协议对区域货币合作来说，是重要的第一步，这在当时有效地提振了中小经济体的信心。不过，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可互换的金额额度又较小，能发挥的作用有限。还有，用于救助的资金其实由各国“分别保管”，没有从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独立出来。这也是金融危机产生时无法及时应对的另一个原因。
谁管1200亿美元?
因此，在2007年5月，各国一致同意将“清迈协议”多边化，向AMF迈出了第二步。变双边为多边的过程，就是建立一个资金储备池。将每个国家分别保管的紧急资金，放入一个共同的“大池子”里，为处于危机时的成员体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同时，这个区域的储备库还将设立专门的监督和管理机构，对区域经济进行监控，同时制定资金的使用规则。
从2007年到2009年，各国就出资规模、借款条件、监测机制做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央行先后和印尼央行牵头研究出资币种、借款条件等要素，和泰国央行共同牵头研究出资结构和管理人等要素。至2009年，各国就1200亿美元的区域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一致，其中中国和日本的出资份额均为384亿美元，各占储备库总额的32%。
区域储备库的设立，带来了新的难题：放在哪儿？谁来管理？钱如何使用？按照谁的利益来设计？
AMRO就是要负责将一整套规则、制度从无到有设立起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说，如果AMRO成为实权机构，将会在目前1200亿美元地区储备库资金的使用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不仅负责执行标准的执行，还将负有评估、监测等职能。
这与IMF的机构组织十分相似，根据出资份额决定各成员国的表决权，并且与该国在申请经济救援时所能获得的资金挂钩。
AMF很有可能将包括两方面的职能，一是对区域经济进行监控，定时出版研究报告等，给出政策性意见；二是资金的使用条件、贷款额度和是否有附加条件等。
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刘军红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在主任的人选尘埃落定之前，这个机构将如何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包括管理机制、委员会设置、管理规则设计等。
刘军红认为，如果谈到真正能够履行AMF的职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不论中日两国谁能够当选AMRO的主任，都意味着将会拥有东亚地区的更大的主导权。一是由于AMF能够指导新构建的东亚地区的区域性合作，二是因为AMRO背后，是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将对未来世界的政治、主权问题都带来影响。
中国的两大劣势
事实上，中日两国在过去多年中，一直在试图影响AMF的形成和发展，使其更利于扩大自己的地域影响。中国“竞选”研究室主任一职最有利的砝码，就是AMF所基于的10+3的合作框架，可以说是中国一手搭建的。
在过去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与东盟从对话伙伴提升到战略伙伴，贸易额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2010年年初，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合作已经遍及各个领域。
据有关专家介绍，中国在这期间的合作政策大多让利于东盟，为了给予东盟进一步深化合作的信心。在这方面，虽然日韩两国也在不断推进与东盟的10+1，但是到现在，其合作的程度，仍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
不过，中国也有两大劣势：日本拥有比中国更多的份额；人民币的影响力不及日元。
从表面看，中日双方出资额“并列第一”，各为384亿美元，占储备库总额的32%，但中国份额里包含中国香港42亿美元；另外，东盟出资240亿美元里面，有200亿美元实际上是日本提供的贷款，渠道是官方开发援助（ODA）。
刘军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上这些都还是体制内的份额，还有很多体制外的贷款。2009年，日本为东盟提供了一个“金融稳定框架”，在各国危机的时候提供经济援助，金额大概是670亿美元。同时，日本政府还以贸易和保险的形式，提供了金融和贸易保险，大概有200亿美元以上。实际上，日本体制外提供的各式援助大约有870亿美元以上。
另外，在区域外汇储备库中，日元能够作为储备货币，而人民币尚且不能自由流通。这对于中国整体上的软实力，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刘军红说，将多边协议中的互换货币变为储备货币，实际上是降低了人民币的地位。2002年，中国与日本所签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曾为人民币打造了与日元相等的地位。但是在将其转化为储备基金时，由于人民币不是储备货币，所以地位被削弱了。这使日本在AMF有更大的主导优势。
中日博弈的美国因素
在2010年10月的东亚峰会上，美国和俄罗斯宣布将于2011年加入峰会。对此，一些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很可能完全改变原先的东亚合作格局，也对中日之间的主导权起决定性的影响。
1999年，经济学家黄范章曾撰文指出，如果因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立，可以使美日两国因在东亚经济上的利益分歧展开争夺，对中国不无好处。然而10年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难再让美国视而不见。对此，刘军红表示，由于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国还是更有可能对中国施压。这一趋势从奥巴马的亚洲行，和借朝韩事件高调进行军演，都可以看出端倪。这更加剧了情况的复杂性。
另一个方面，有专家认为，要警惕日本通过主导AMF而大力推行日元的国际化。在1997年提出AMF建议被拒绝后的10年中，日本反复在各种场合不断推进AMF的建立。
刘军红解释说，推进地区日元和构建日元储备机制将为日本带来不少的好处。不仅能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制约中国的发展力量，还能使日本从美国和IMF处赢得一些独立性。另外，日本希望通过扩大日元在东亚经济的影响，逐渐形成“日元区”，期望能够形成日、美、欧三极体制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
然而，外交学院日本问题专家江瑞平认为，日元的国际化大势已去，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日本想要再实现日元的国际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加入AMF之后，中国如何更好地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刘军红认为，一方面，中国要加大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这样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中扮演更加积极地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在参与构建AMF的过程中，要注重与国际大环境的接轨，搭建的大框架要争取与国际组织如IMF的目前框架相匹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东亚合作的重点仍然在中日合作。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曾指出，目前，中日仍未达到一个高层次的共同战略阶段，它们的合作和共同努力至关重要。如果中日在东亚自由贸易区、金融合作、安全战略以及地区机制建设方面不能享有共同利益和彼此联合，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体化就没有可能实现。
由于中日两国都希望自己的代表能够坐头把交椅，主任人选的设定必将经过艰难的角逐。但多数专家认为，东亚合作必须要依靠两国的共同协商，双方都要有让步。（记者袁铁成 实习记者 王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