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IMF经济学家孙涛:日本 失去二十年 镜鉴
信息来自:2012年05月28日 08:43:22 中国证券报 · 作者:( 编辑:李童 ) · 日期:28-05-2012

  ■美国难步后尘 欧洲恐蹈覆辙

    孙涛:QE3不会轻易再出 达杜什:新兴经济体仍很脆弱

    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加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十面埋伏”。谁将成为下一个像日本一样“失去二十年”的国家,各界对此猜测和担忧重重。全球经济复苏到底面临哪些风险?未来经济增长将从哪些角度发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孙涛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项目主任乌里·达杜什认为,虽然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将非常缓慢,但不会像日本一样长期不景气甚至发展停滞。欧债危机使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尤其是欧洲部分国家需提防成为下一个日本。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亟需产业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美国经济总体趋势向好 QE3不会轻易推出

    中国证券报:如何评价近期美国经济的表现,其复苏状况如何?

    孙涛:美国经济会很慢回升,虽然不会有太大的好转,但总体趋势仍旧向好。以美国失业问题为例,美国人的文化传统较独立,并认为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因此,美国大部分失业人群还是会竭尽全力去寻找一份工作。总体来看,美国失业问题在不断改善,经济也在不断复苏。相比之下,欧洲的问题其实更令人担忧。

    乌里·达杜什:未来几年美国经济很难实现较快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房地产市场表现仍然疲弱,去杠杆化进程需要花费时间;二是政府开支过度,需要削减财政赤字,美国政府明年可能需要做的事更多。因此,对美国而言,实现超过2.5%的GDP增速将非常困难。但是,我相信美国经济仍然在好转中,剔除房地产和部分银行体系内仍在恢复当中的部门,剩下的私人部门表现仍然非常强劲。

    中国证券报: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如何看待美国国债的长期风险?美联储会否推出QE3政策?

    孙涛:除了欧债危机等风险,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调整政策的空间很有限,包括货币、财政、结构性等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目前美国债务总额和GDP总额的比值已经超过100%。虽然财政赤字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但是美国目前只能在这方面做一些微调。结构性政策方面,任何一个结构性政策都会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社会收入的再分配等。因此,目前唯一可以用的就是货币政策,其他的政策调整空间都非常小。

    美联储是否推出QE3,取决于未来两三个月内,全球经济、美国经济会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只要美国经济不出现太大的衰退风险,QE3就不会轻易推出。实际上,目前关键不在于未来QE3或者QE4什么时候出,而是之前几轮QE政策所释放的流动性,在以怎样的速度回收。因为只要市场信心回升,之前释放出的流动性已经足够拉动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而言,美国国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全球经济向好的时候,市场上的流动性充裕,投资者一定会购买美债;全球经济不好的时候,为了避险的需求,投资者仍旧会购买美债。

    乌里·达杜什:国内财政问题、欧元区问题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两大风险。在国内,政治家们可能会表达很多不同意见,但最终他们都希望美国经济实现复苏,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中会出现较多波动。

    欧元区方面,如果西班牙和意大利或者其中之一出现非常严重的债务融资问题,将直接影响欧元区,并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这当然也包括美国经济。尽管美国银行业一直表示没有太多欧债敞口,或者有对冲手段,但我认为欧债危机未来将困扰美国金融业。欧元区崩溃将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中国证券报:有观点认为,如果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即经历“失去的二十年”,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大吗?

    孙涛:我认为,美国经济不会轻易衰退。美国目前状况比当年日本好得多,美国失业问题还是在不断解决,美国政府方面也会不断出台政策。

    因此,第一,美国经济不会像日本一样出现通货紧缩。第二,当年日本的GDP增长中,出口贡献很大,而日元迅速升值直接打击了其外贸出口。但是,类似的情况不会出现在美国。第三,美国可以通过QE等政策稀释自身债务,但是日本不可能做到。

    当然,美欧债务问题的确增大了衰退的可能性。高企的债务直接冲击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此外,由于美联储扩张的基础货币因投资和信贷需求薄弱而大多存放于银行体系中,导致私人投资不足。财政赤字问题,又限制了美国政府通过增发国债促进投资的能力。

    乌里·达杜什:我认为美国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美国经济仍然充满动能,它拥有全球最好的大学,有全球最好的鼓励创新机制。此外美国的人口情况也与日本不同。美国人口正在增长,不只是生育率上升,还包括大量移民的到来。而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迅速,且没有太多移民。可以说,创造力、较好的人口情况以及全球最好的教育体系,令美国经济仍然非常有竞争力。而美国经济的最大弱点可能就是政府在重大问题上显示出的无能。

    事实上我非常担心欧洲成为下一个日本。欧元区问题非常多,不只是债务,还包括金融体系、需求、结构性等多方面问题。由于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一些国家很难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调整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我担心,未来五年甚至十年欧元区的增长将非常缓慢,而且可能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

    欧债危机是最大风险 彻底解决“路漫漫”

    中国证券报:很多学者担忧欧债危机将拖累全球经济,怎么看?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出路何在?

    孙涛:从经济层面看,欧债危机将迫使欧元区国家在减少债务和防止经济衰退之间艰难寻找平衡,即短期内需要避免大幅财政紧缩以防止经济衰退,中期内需要避免赤字和债务居高不下以防止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

    欧洲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很大,世界经济将因此受累,全球金融市场会面临更大动荡。欧元区各国政府财政一体化进程的迟滞,都可能加剧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和金融市场动荡。

    在解决欧债问题方面,德国的意愿很重要。但是,德国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其他国家能够接受改革或者紧缩政策。尤其是,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几个债务危机最为深重的国家,如果他们不能统一步调,欧债危机恐难解决。尽管如此,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因为希腊没有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乌里·达杜什:欧债危机是一个很复杂的危机,将持续很多年。我不知道最准确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因为欧元区政治要比美国复杂得多。

    我认为,解决方案应该包括几个方面。其一,希腊或者其他一些较小的国家离开欧元区,这很有可能。其二,需要改善仍旧留在欧元区国家的竞争力,缩小与德国竞争力的差距。这方面可以做到,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否则“欧元区”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无法延续。其三,加强货币联盟的同时,未来必须逐渐建立财政联盟。

    德国经济表现仍然非常强劲,非常有竞争力,但德国不能独立于欧元区存在。作为欧元区的重要一员,德国需要支持其他国家解决危机,其中的成本将非常高昂。欧元区的危机也对德国的信心产生影响。比如,如果希腊出现债务违约,德国必须为其中的很大部分埋单。如果欧元区崩溃,将给德国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英国的财政状况不是太健康,但它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危机。不过英国也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其出口大多集中于欧洲,欧元区经济衰退将给英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

    新兴经济体存“远虑” 中国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证券报:新兴经济体面临哪些潜在风险?又应如何化解这些风险和问题?

    孙涛: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尤其是欧债危机不断加剧,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短期而言,债务危机及其可能的恶化将对新兴市场产生负面溢出影响,如出口下降、资本流动逆转、银行信贷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等。中长期而言,需提防积累与美欧国家类似的脆弱性,如债务过高,尤其是隐性债务过多等风险。

    为应对这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必须要加快推进关键性的经济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等,让市场承担和分散更多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风险,而不应是累积道德风险和隐性负债并最终由政府埋单,更不能长期依靠财政刺激。

    对中国经济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投资,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加快。当然,人口红利、土地资本化、居民储蓄率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从长期而言,中国应继续推进关键改革和结构调整,以制度创新释放出更多潜力,经济增长周期才可以拉长。

    另外,中国应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人民币最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资本项目开放,通常是金融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环节,成功的资本项目开放意味着成功的金融改革。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也能应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并能在全球范围内稀释自己的债务。

    乌里·达杜什:我很担心新兴市场国家会面临过多的资金流入,因为在当前发达市场的低利率及对发达市场普遍缺乏信心的环境下,新兴经济体的良好表现使其面临很多的资金流入。

    新兴市场一直表现很好,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我担心如果环境出现变化,许多潜在问题就会爆发。新兴市场未来可能面临诸多变化,包括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或者发达市场的情况稳定下来,利率水平开始上升,或者新兴经济体内部爆发危机等,这些都可能对更广泛的市场信心产生影响。我认为新兴经济体仍然很脆弱,目前大多数人低估了新兴经济体的脆弱性。(本报记者 陈莹莹 杨博 华盛顿报道)

    ■前车之鉴: 中国需深化改革化解风险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日前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档至“A+”,评级前景为“负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股市和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为序幕,日本陷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低迷;到目前为止,日本并没有彻底摆脱经济低迷的迹象,因此,不少日本人感觉这是“失去的二十年”。期间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曾出台巨额刺激计划,导致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赤字水平不断攀升。

    在“失去的二十年”里,日本在努力完善自己的发展方式,不断完善社会的保障体系,注重可持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那些年“疯涨”的日本经济

    在泡沫经济之前,日本经济曾创造长期高增长的奇迹。

    1946年至1955年是日本战后经济复兴阶段,期间实施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十年间,日本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2%。

    1955年至1973年,日本进入经济腾飞期,期间平均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以上,1968年日本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直至2010年被中国超越。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78美元上升至1970年的1515美元,接近了西欧水平。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府还注重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强调两者发展的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性,如佐藤内阁在1967年和1970年分别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田中内阁在1973年提出《经济社会基本计划》。

    在1971年的尼克松“水门”事件冲击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逐一消失,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1974年至1983年十年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在3.6%。不过,这一时期的日本仍不乏亮点,如日企不仅顽强地“扛过了”石油危机,且其汽车等产品创新能力层出不穷。随着国家经济和科技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日本政府开始注重自主创新,于1980年正式提出“技术立国”。

    深陷“失去的二十年”

    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在1985年6月至1986年11月经历“日元升值萧条”,但由于日本央行保持空前的低利率,且此前资本项目的开放助推日元“走出去”,日本经济在1986年11月至1991年4月迎来了“平成景气”,但其以“泡沫经济”为主要特征,表现在游资膨胀、股价和地价等资产价格虚高。

    1989年5月,为防止物价攀升,日本央行用出紧缩“猛药”,大幅提升再贴现率,以民间耐用品库存过剩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开始触顶;紧接着是投资品价格的“跳水”,当年12月,日经指数触顶,1992年土地价格转跌,日本经济进入了“平成萧条”,即开始“失去的十年”。

    1992年至1994年,该国经济连续三年出现“零增长”;1995年和1996年因阪神地震灾区重建以及消费税率提高导致“提前消费热”经济增长率回升至2.5%和3.4%;1997年日本政府错误判断经济形势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加上当年国内部分大型金融机构接连破产,日本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1998年经济出现0.7%的负增长。

    为刺激经济景气,日本政府在1992年至2000年间接连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赤率和负债率大幅走高,1999财年日本财赤率达到9%,2000财年日本中央和地方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35%,到2012财年,这一比例预期值甚至达到239%。

    进入21世纪首个十年,日本经济再次“迷失”。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按年率计算,日本季度GDP实现正增长和负增长的次数持平,但是波幅明显加大,特别是在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14.8%和7.4%。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经济波幅也呈扩大之势,即在2011年一季度实现6.8%的年率萎缩,而在三季度实现5.6%的增长。

    在“失去的二十年”里,日本一直在努力完善自己的发展方式,不断完善社会的保障体系,并开始了循环经济的区域实践,注重可持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即便在“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仍然是亚洲排名最靠前的。

    前车之鉴

    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的高增长后,目前也进入经济增长模式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日本“失去二十年”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启示呢?

    西班牙对外银行高级经济师夏乐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均的GDP水平较低,恰好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得经济转型过程中仍能有发展动力。特别是日本还提供了前车之鉴,有利于安排经济转型的策略。”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经济中长期的最大风险是改革的力度不够,造成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走低,同时出现滞胀的风险。

    “包括财政改革、企业和个人的减税、利率自由化和鼓励民间资本等能够推动生产力增长的这些改革。如果这些改革进展缓慢,那么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较慢。”张智威说,其中,金融改革能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本报记者 吴心韬)

    ■欧洲经济整体濒临衰退边缘

    欧洲经济正面临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滑坡恶性循环的巨大风险。分析人士认为,解决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恢复增长至关重要,但危机应对措施已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能否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财政紧缩与刺激经济的政策平衡?欧洲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

    经济两极分化将更为明显

    多项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欧洲经济复苏步伐放缓,距重返衰退仅一步之遥。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2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同比双双持平;欧盟经济较去年四季度环比持平,同比增长0.1%。去年四季度,欧元区GDP环比萎缩0.3%,同比增长0.7%。

    据市场调研机构Markit数据,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4月的46.7降至45.9,创近3年新低;制造业PMI由4月的45.9降至45,创35个月新低;服务业PMI由4月的46.9降至46.5,创7个月新低。三项数据均处于PMI荣枯分水岭50以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5月22日发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债务危机使欧元区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风险,若不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欧元区恐将陷入恶性螺旋式下滑。该组织预计,欧元区GDP今年将下滑0.1%,明年有望增长0.9%,均弱于去年11月的预估。

    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卡洛·帕多安警告,欧元区经济下行的风险可能成为现实,且经济两极分化将更为明显,核心国家与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的国家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

    核心国复苏放缓

    受外围成员国拖累,以德法为首的欧元区核心成员国经济目前虽未陷入衰退,但增长步伐已明显放缓。Markit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表示:“由于欧元区外围成员国经济持续处于萎缩中,这影响到了德国和法国。”

    德国5月综合PMI由4月50.5降至49.6,为6个月来最低;制造业PMI由4月的46.2降至45.0,创近3年新低。Markit高级经济学家摩尔认为,制造业产出疲弱使德国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陷入温和收缩,关键因素在于出口销售急剧下滑。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2012年一季度季调后GDP环比增长0.5%,同比增长1.7%。不过德国央行表示,德国一季度GDP增速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当前经济周期基本面向好的趋势,这种势头可能无法在未来几个季度保持下去。

    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经济一季度环比持平。去年四季度,法国经济环比增长0.1%。数据显示,法国经济已停止增长。

    欧元区外的欧洲国家也受到欧债危机和经济疲软的冲击。英国经济一季度GDP环比收缩0.3%,萎缩幅度超预期值0.2%。

    但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核心经济体前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欧元区成立后,德国和北欧等莱茵经济体大大缓解了汇率升值之苦,其精密工业体系的竞争力变得无比强大。在过去10年中,德国积累了1.64万亿欧元的贸易盈余,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只要欧元区不发生诸如解体等“黑天鹅”事件,预计未来德国等核心国的经济仍将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重债国深陷衰退

    欧盟委员会2012至2013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指出,欧元区外围成员国经济正进一步恶化。欧盟委员会预计,希腊经济萎缩程度最严重,今年该国经济将连续第5年衰退,衰退幅度为4.7%;葡萄牙经济今年将萎缩3.3%,明年有望增长0.3%;而另一接受援助的国家爱尔兰经济复苏情况好于希腊与葡萄牙,预计该国今年经济增长0.5%,明年增速为1.9%。

    欧盟认为,欧债危机和欧洲经济疲势存在由欧洲外围经济体向核心经济体蔓延的风险,预计今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经济将分别收缩1.8%和1.4%,意大利经济将在明年扩张0.4%,但西班牙经济明年仍难走出衰退泥沼。

    经合组织警告,当前欧洲的头号“问题国家”希腊今年经济前景异常黯淡,可能会出现5.3%的萎缩,2013年进一步萎缩1.3%,步入第6个衰退年头。

    高盛高华认为,欧元区高负债国面临着进行大幅调整经济政策的挑战,须在财政紧缩和经济增长间实现平衡。这些国家要在中期内实现财政可持续性,需坚持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财政紧缩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应避免多项措施集中在前期实施;中长期内,必须以更快的经济增长抵消财政紧缩的影响。经济增长前景的改善需要结构性改革,政府若要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必须同时辅以更多的改革措施。(本报记者 陈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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