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40周年。40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事务，在这个全球最重要和最权威的多边舞台上发挥着日益显著的建设性作用，同时推动联合国的有序改革和均衡发展，使之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和需要。

　　新世纪以来，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进一步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呈现出三个方面的转型。一是联合国功能的转型。联合国的三大核心功能，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推进人权的功能都进一步得到深化和拓展。中国始终发挥着理性和建设性作用，积极推动联合国三大核心功能的转型。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不但支持联合国扩大在维和行动中的核心地位，积极推动建立和平建设委员会，还是安理会五常中维和行动的最大派员国。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下有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道救援、减灾备灾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与合作，成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不可或缺的参与方。在国际人权领域，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等多边人权机构的工作和机制建设，推动国际人权领域的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二是联合国决策权的转型。冷战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和力量均衡化的发展，曾经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的国际制度，尤其是国际经济、金融和发展领域的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增加6%，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也增加了3%。在联合国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由发展中大国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力挽狂澜，为哥本哈根协议的出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凸显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增强的话语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始终支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增强其权威和效率，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增加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轮流进入并参与安理会决策的机会。

　　三是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的转型。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深化与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力度，在包括非洲达尔富尔问题上积极推动政治进程及“混合维和行动”双轨战略，充分发挥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苏丹政府三方磋商机制的主渠道作用，为联合国与地区组织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积累了体制机制上的经验。随着全球公民社会深度参与并日益影响联合国的各项工作，中国也积极鼓励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的有关活动。目前，我国已有26个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商资格。

　　联合国不断转型和改革也对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首先，我国需要依托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提高对联合国改革议程的设计和引领能力。在强调与国际社会携手努力，谋求“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我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尤其是国际关系的新观念、新规范和制度创新等领域的“中国制造”能力，推动联合国改革在均衡、全面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其次，要顺应联合国系统内各专业、技术机制加快转型的历史机遇，加快我国多边人才的培养力度，着力改变我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多边人才短缺的尴尬局面，为我国新时期多边外交的大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最后，要主动应对全球公民社会及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各项行动中影响力日益提高的现实和挑战，加大我国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亮相”、“发声”的能力建设，切实改变它们在联合国内规模小、数量少、实力弱、活动面窄、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程度低的现状，使之成为推动联合国改革发展、实现我国多边外交任务的重要支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