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一时成为当下中国经济最热的词
　　市场对此是相当敏感的，在上证指数仍在下跌的情况下，11月30日，地产指数率先上涨，至12月7日收盘涨了9.67%，而如果以地产指数最低点今年1月9日计算，则上涨了23.9%；而12月4日，上证指数也开始反弹，至12月7日上涨了5.37%。
　　
推进城镇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将一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中来，按照中国社科院今日发布的2012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测算，如果以常驻人口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50%（中国城市标准为每平方公里1500人，远高于美国和德国的标准，即如果按照美国德国标准，中国城市化率要提高10-20%%，城镇化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按照发达国家城市（镇）化率一般水平的80%，则中国仍可以向城镇转移人口3.9亿人。如果以人均1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而言，以每平方米3000元的居住和公共配套成本来测算，可拉动17.5万亿的基建，这还没有将开发商的利润算进去。如果再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有测算称10年将推动40万亿的投资也并非天方夜谭。
　　
 城镇化的另一个好处是，其操作较为轻车熟路，阻力比较小。在多年的城市化运作之后，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以土地招拍挂及房地产为主要开发模式，是地方政府所熟悉，也是乐意推进的；房地产商业乐于跟进，将房地产开发由一二三线城市向四五线小城镇推进；大量的农民进入城镇，为农村土地的兼并重组创造了条件，也是一直以来呼吁土地私有化流转的力量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就有弊，对于城镇化具体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弊端，决策层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趋利避害。在具体操作中，以下实际操作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妥善解决：
　
　——城镇化的投资从哪里来？此前的城市化的投资有如下几个源头：1，中国把握了世界工厂机遇，各国投资中国制造，形成了巨大的投资来源；2，对内确定市场经济，鼓励私有民营企业发展，民营经济滚动发展积累的财富投资；3，土地招拍挂制度，推高土地房地产价格，从城市居民手中取得积累的国民财富，并向商业银行借款投资；4，在2008年底以来的4万亿救市带动全国18万亿的大投资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国开行和商业银行借了大量投资。
           但现在城镇化的融资相比之下就困难的多：1，全球经济一体化正进入反向周期，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推动PTT寻求对中国进口替代，以及贸易保护壁垒增加，国际贸易成本大增，国际投资正逆转；2，自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了35%，土地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各种税费大幅上涨，加上贸易壁垒增加，外需下降，中国民营经济正面临30年来最大的生存危机之中，很多民企老板正退出制造业，并将资产向外转移；3，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财富积累非常有限，即使继续采取土地招拍挂制度，他们也很难支付的起高房价，况且在他们农村有住房的情况下；4，经过前一轮的4万亿救市，地方融资平台已经债台高垒，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普遍不低于70%，据财政部专家贾康2011年10月披露，当时已经有近20%的市级政府和3%的县级政府负债率超过100%。而县级和乡镇级的融资平台信用更加低下，因在行政体系末端，更难监管，其财政漏洞隐患比市级只多不少。
　　
——如果让县乡政府官员作为城镇化的主体，会不会造成县乡行政权力扩张，激化与民选村级组织和村民的矛盾？如果城镇化是以提供更好的就业、医疗、教育和生活环境，使得农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居住在城镇会增加幸福感，让农民自由选择迁徙城镇，这样的城镇化肯定是好事。但是，值得疑虑的是，在县乡政府没有足够投资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在城镇不能提供更有有效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县乡的城镇化相当可能演化为简单粗暴的强制行为，比如强行圈赶农民进入城镇，或者取消农村的小学等，强迫进城农民接受高价房，激化与已经民主直选的村级组织和村民的矛盾，且这一矛盾没法缓冲和转嫁，一旦爆发就将非常尖锐。
　
——如果城镇化将农民引入或赶入城镇，如何保障农业生产不受影响，如何不演绎出私有大农庄，进一步扩大农村的贫富差距；大量农民失地进入城市，如何不成为无业盲流，使得中国堕入拉美化陷阱？在农业单干到户30年后，其副作用已经非常明显，农田基本建设大多荒废，农业靠天吃饭愈加严重，更不要说集约化和高科技绿色农业了。而如果实现集约农业，现在有两条截然相悖的思路：一条是建立私有大农庄的思路，土地私有化流转，将土地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进而实现集约；二是建立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集体农庄，农民以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作为雇工获得劳动收入。其它私有资本可参与入股经营；国家对其进行农业补贴投资，可保留债转股权力。私有大农庄就是拉美国家曾经走过的路，结果导致了农村的严重贫富分化，大量的农民被迫流入城镇，在贫民窟中沦为城市盲流。后者是本人认为中国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它可以和村长直选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农村再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简言之，要想成功地推进城镇化，城镇化能形成良性循环，需要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调研，找到具体可操作性的举措，避免其负面弊端。否则，不仅预设目标无法达成，更可能导致矛盾丛生，甚至动摇执政基础。
　　进一步而言，寻求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动力，改革的确是最大的红利，而这个改革要从现实最显著的问题入手：
1，政府既得利益不断扩张，占用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以至于国民难以承受；
2，土地矿产资源由少数权贵和组织占有享用，需要通过改革对全民进行更合理分配；
3，金融、教育、医疗国有垄断，成本很高效率低下，应当向市场开放；
4，交易所必须打破官本位，回归真正的市场本位，从而使之成为真正提升生产力，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发动机。
　　一言以蔽之，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固然是一个选项，但真正竞争力的再造，必须靠上述改革攻坚。尤其是扭转官僚既得利益扩张，应将民主直选由村级扩大到乡镇级。否则，城镇化很可能有好愿望却难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