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06

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将改革日程摆在各国面前：应对老龄危机，改革社保制度，挽救福利国家，走出债务危机。

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也是老龄化趋势最为严峻的地区。老龄化不仅拖累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提高了福利成本，加剧了财政负担。

而希腊作为此次欧债危机的策源地，自始至终置身于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成为广受诟病的欧洲福利制度的一个反面样本。

2009 年底，希腊政府为发放失业金而筹资时发现并披露了前任政府瞒报的真实财政状况，向世人公布其公共债务占 GDP 的 106% 上调到 126% ，将预算赤字 6.7% 上调到 12.7% ，后来又调整为 15.4% ，从而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

目前，人口老龄化会加重政府和社会的负担，造成经济竞争力的不断下降，这一问题在欧洲尤为突出，其不但是造成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影响着欧债危机的解决，它关乎欧洲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同时，从全球层面看，人口老龄化也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

老龄化成本包括两层含义。广义含义是指老龄化趋势带来的三个潜在风险，即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公共支出增加，三者共同构成了“老龄化成本”的广义含义，成为主权国家财政恶化和主权债务攀高的潜在因素。

近 20 年来，欧洲经济增长率平均低于美国。据预测，人口老龄化和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必将影响经济增长。

换言之，未来 50 年中，由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和公共支出增加的三个潜在风险并存和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必将使欧洲各国时刻监视其财政收支状况，警惕其债务危机的风险发生，提高其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目前希腊正在执行的改革经济、整顿财政、削减福利实际就是应对“老龄化成本”广义含义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狭义上的老龄化成本是指老龄化带来的主要财务成本，包括五个福利项目，即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保险支出。从理论上讲，人口老龄化越迫近和越严峻，用于前三项的支出便会不断攀升，而后两项则会逐渐下降。因此，五项福利支出的此消彼长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相互抵消一部分成本支出。如果说人口预期寿命提高条件下医疗保障支出成为一个难有任何变通的支出项目的话，养老金支出就将成为欧洲各国一个重要的替代性改革选择。

在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险制度架构下，参保人的养老金权益在本质上是一种隐性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寿命预期的延长，“养老金财富总值”形成的这个隐性负债不断显性化和货币化，从而提升了政府支出的潜在总额，影响了经济潜在增长。

将长期“老龄化成本”考虑在内，一国之财政就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预期导致的额外、隐性和大规模的财务成本。否则，传统的财政指标所显示的只是公共财政的一部分图景，而不是全部，它将有可能隐藏起来，未来有可能成为随时爆炸的债务炸弹。

在世界各地区中，欧洲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最为严峻。

在以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制度为主要制度的欧洲国家，“老龄化成本”是其公共财政脆弱性的一个重要诱因。如果在评估一国财政风险能够考虑到老龄化因素和“老龄化成本”，财政预警就将提醒重新安排预算或改革养老金制度，以适应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的需要，避免出现希腊式债务危机的发生。

世界各国为应对老龄危机和改革福利制度已经做出了极大努力，几乎所有国家都没能置身于外。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将改革日程摆在各国面前：应对老龄危机，改革社保制度，挽救福利国家，走出债务危机。

在过去十几年里，提高退休年龄在各国已成为社保改革进程中一个最常见和最普遍的改革手段，但失败案例也不鲜见。比如，法国曾因为提高退休年龄而多次引发全国性的示威游行，甚至导致社会骚乱。

据不完全统计，在经合组织的 34 个成员国中，至今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 6 个，他们是芬兰、冰岛、墨西哥、荷兰、西班牙、英国。他们之所以没有改革，是因为他们的退休年龄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很高，其中，冰岛 1958 年至今其法定退休年龄保持在 67 岁，其他 5 国从 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始终就是 65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