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朗润经济评论》专栏由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CMRC)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独家提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隶属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负责主办“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和定期发布有关宏观经济的“朗润预测”等项目,拥有一支长期关注宏观经济态势的著名教授团队。他们将轮流执笔撰写这个专栏。
去年全年经济数据公布,证实了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但在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面,还有一个不争之实。200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只有3650美元,排全世界第125位。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还是挺快的:记得我2006年辞去香港大学的教职回北大时,人均国民总收入刚超过2000美元。之所以增长这么快,一方面是因为GDP总量快速上升而人口增长不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民币五年来升值近20%。换句话说,就是国人有一部分是“被富”起来的。
不过,收入提高了,总应该说是好事。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如果一国人均收入高于3946美元,低于12196美元,就归为中高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如此看来,中国马上就要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俱乐部了。问题在于,一国一旦步入这一阶段,经济很容易从此徘徊不前,人均国民总收入无法继续快速爬升,从而无法顺利迈进高等收入发达国家行列——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典型的不幸之国有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和南非。
当然,几家欢乐几家愁,也有顺利从中等收入行列迈入富国或地区的,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匈牙利、中国香港等。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掉进“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过,也还是有一些共性的。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或自然资源丰富。它们根据本身的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要把人均收入从低收入水平提升到中等收入水平,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随着GDP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自然资源日益稀缺,原先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如果不能提升企业生产率,要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则是相当困难的。这就好比小学生考试,要从60分升到80分,加把力应该不太难,但要从90分升到100分,则是举步维艰了。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与亚洲发展银行研究院联手组织了一个课题,邀请国内外近二十名专家学者联手研究中国如何才能避免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课题内容很广,涵盖了宏观、人口、货币、金融等方面。本人负责的是产业链提升和外贸,而目前学界一般都认为,一国能否避免掉入这个陷阱,重中之重在于它能否提升产业价值链。
何谓产业价值链的提升?从宏观层面说,它是指从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业提升到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从微观视角看,它则通常指企业产品制造沿着所谓的“微笑曲线”移动:从低利润的制造曲线底端向两头——研发和营销——发展,也可以说是新世纪的“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策略。
那么如何提升产业价值链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高生产率,出口产品复杂度更高的商品。
什么是出口产品复杂度?就是一国所有出口行业收入的加权平均值。撇开复杂的计算公式,说白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越高,它生产的产品就越尖端,技术含量就越高,也就越容易实现产品价值链的提升。
运用联合国提供的高度精细的COMTRADE数据库计算,笔者发现:相对于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上述五个不幸之国,中国2000年出口产品复杂度仅高于阿根廷和巴西,低于墨西哥、马来西亚和南非。但到了2008年,我国出口产品复杂度不仅高于所有这五个国家,并已接近新加坡和韩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出口产品还是很有国际竞争力的。哈佛大学的Rodrik教授也有近似的发现。
不过,这远非问题的全部。我们知道,中国的加工贸易比重很大,占我国出口额的半壁江山。我们不单要看出口产品复杂度,更要关注产品附加值。以苹果公司的iPod为例。我国生产的一台iPod的出口值是209美元,但在我国实现的产品附加值只有9美元。这里面有个“外包”的故事。笔者的博士导师、美国加州大学的Feenstra教授是全世界公认的研究这问题的专家,具体故事下期再展开。本文想说的是,通过分析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我们发现,2008年中国各行业的产品附加值相差很大。机电设备、化学光纤行业的产品附加值较低,而原油、烟草和采矿业的附加值较高。这主要是因为,自然资源行业的中间产品投入比较少,而机械行业的中间产品投入则比较高。
当然,要实现产业链的提升,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所说: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不过,克鲁格曼以为,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靠的只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别的国家现在还不敢说(受亚行的另一委托,笔者也正在作印度及东盟十国生产率的研究),中国则不尽然。新世纪以来,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十年来提升了15%左右。而更有学者指出,如果矫正要素市场扭曲的话,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能至少再提高25%。
问题是,成绩只代表过去。要想使中国避免掉入陷阱,关键是如何保证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继续提高。宏观政策层面上,这需要政府保证各种要素的市场合理配置。而对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练内功”,增加产品的研发投入。微观数据表明,2007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是480万元,为2000年研发投入的3倍。那么,研发投入的增加到底能否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呢?答案是肯定的。笔者与我们的一名博士生戴觅近期的研究表明:企业出口之前的研发投入可以提高出口产品的生产率,研发投入对于新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2%的贡献。
再挖下去,谁来实现企业的研发呢?说到底,这就得提高劳动大军的人力资本。目前按国家财政预算,教育支出只占GDP的4%,2008年真正实现的则只有3.48%, 教育支出占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则只有2%,比起美国的5%实在过低,要赶上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保持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需要一个系统工程,但关键是要实现产业链的升值。在政策上,笔者建议,一是要保证各种要素的市场合理配置以提升生产率,二是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力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