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3/22「记者：史丽君」

访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经济学者 高连奎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然是“黄金十年”，当然这黄金十年，笔者主要指的是经济，而不包含民生，因为经济是经济学者可以预测的，而民生是政治，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特别是商业人士过度恐惧，就会错判机遇，以至于丧失机遇。未来十年的机遇中国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价值中国：高老师，首先恭喜您的新书《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出版，我发现您在这本书中以世界经济视野为基础，从“大经济”的角度，分析探讨中国目前所处的时代和中国经济的趋势和走向，能为我们先介绍一下在您心目中的中国未来十年应当是个什么样么？
 
高连奎：我相信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是增长最快的十年。大概在 2022年的时候，中国即可步入初步发达国家。因此十年后的中国不仅会将日本远远的甩到后面，而且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那时的人民币可能已经成为世界的通用货币，那时我们的国民自信心将加大的增加，那时候的中国也将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同时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重大转变即将在这十年展开，这十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年。
 
价值中国：看来，您对未来的中国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但是，当前社会的矛盾还是比较严重的，高通胀带给民生的压力巨大。前不久的温总理在答记者会都发出了中国必须改革的声音。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却带不来民生的改善，改革势在必行，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连奎：经济发展为什么反而不能带来民生的改善呢？这里面有这样几种情况。
 
首先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这早已被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比贫富分化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因为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须的产品就越多，经济越发展，那些廉价的生活模式消失的越快，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就必然会出现民生的恶化，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也抵消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民众的整体幸福感并不会增加，这一历史周期律比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更现实，也更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性意义。
 
价值中国：物价过快上涨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带来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这是必然的经济规律。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就在于如何提高民众收入？民生改革的关键是不是也就在于此？
 
高连奎：当人们面临民生问题的时候，人们抱着换一个政府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也就想用政治变革来改善民生。历史经验证明，这最后都没有一个好结果。不仅仅是民众，政治掌权者也是这样，他们只看到民众的不满，而不去深究这种不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两种，那就是“压制不满”和“释放不满”，结果这两种都不行，而且和“释放不满”比 “压制不满”更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最根本是要“消解不满”。
 
其实民生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政治变革也不可能带来民生问题的改善，反而使民生更糟糕 “革命不是发生在经济最差劲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是因为经济繁荣的时候往往也是民生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我认为中国在启动政治改革之前，可以先进行民生改革，民生改革是中国改革最大的空间与纵深所在。对于民生改革，我的主张就是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价值中国：那什么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呢？
 
高连奎：我们现在是与西方走的不同的模式，中国已经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比民国时期更严重，民国时期还是农业为主，但是现在人们大多是工薪人群，生活更加的没有保障，中国一旦出现混乱，那种必然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其惨状可想而知，缺少了土地保障，而社会保障的又不完善的中国，不是比民国时期更脆弱吗！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曾经提出了一个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从古典社会脱胎而出之后，即形成了风险社会，这是全球性的，“现代人类身处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整个社会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攫取)自己的利益。其中，主导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的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因此，人类应反思现代性，以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其实这就说明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风险与冲突，并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所以，任何人不必过于紧张和过敏，大家一起坐下来开动脑筋想想办法就好了，我相信“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
 
对与民生保障问题，我主张实行“福利社会”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双轮驱动的保障模式，两者互为补充，福利社会主义用于保障“生老病死”的问题，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从“衣食住行”的方面降低民众的生活压力，福利社会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进行社会保障，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从消费支出的角度进行社会保障，福利社会更多的依靠政府来完成，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依靠市场来完成，而且“低生存成本型”可以避免因为福利社会建设带来的高昂税负，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行的经济模式，而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的蔬菜直销、免税街市政策已经具备了“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特症，希望能推出更多的此类政策。
 
价值中国：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源于政府过分发展“福利社会”。我们发展“福利社会”是否也会面临着欧洲的困境呢？
 
高连奎：不会的。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真正的北欧福利国家，他们的福利是公认的世界最好，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欠债，在挪威甚至还有大量的财政盈余，因此可以从正面证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与福利多少没有关系。
 
最近挪威发生了恐怖爆炸，但我们要搞清爆炸的性质，挪威爆炸的主犯是个宗教狂热主义者，自家拥有别墅，他主张纯净的欧洲，反对外来移民，因为挪威经济发展好，福利也好，所以每年招致很多人都移民到挪威，所以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挪威爆炸和伦敦骚乱是两个相反的性质，伦敦骚乱是穷人抗议福利削减，很多暴乱分子都是生活不下去的穷人，他们参与暴乱只是想给孩子抢几袋奶粉而已。而挪威是因为太幸福了所致，挪威再好，也不能全世界的穷人都移民到挪威去啊！
 
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两个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国、比如日本也欠下了一大堆的债，但是这两个国家根本不是福利国家，美国欠债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发动了两场战争，而日本欠债是因为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总之一个国家只要不遵守最起码的财政纪律，即使是毫无福利，照样可能欠下巨债。
 
价值中国：中国现在面临着物价上涨压力过大如何改善民生的挑战，，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和楼市，产生了大量的房地产泡沫。房价的快速增长也是中国通胀长期居高不下的因素之一。您认为什么才是“合理的房价”？
 
高连奎：中国人很喜欢拿“房价收入比”来说事，即合理的房价应与收入相适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物价从根本上由成本和投机因素决定，而工资从根本上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两者不具备可比性。我们不仅买不起房，我们也买不起高档汽车，我们买不起的东西还很多，但为什么没人抱怨买不起汽车，也没人抱怨“汽车价格收入比”太高。
 
中国人买不起房，根本在于工资太低，而不在于房价高。中国出现了“不涨工资”的现象是因为，中国不存在工会组织，中国企业一般不主动给员工涨工资，中国的工资浮动是通过“跳槽”来实现的，这就是中国不涨工资现象的来源。中国的工资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人均工资40元增长到2010年的人均2075元，已经翻了5翻多，中国经济7年左右就会翻一番，同样中国工资7年左右也会翻一番，中国人平均2年跳槽一次，跳槽一次工资增长30%左右，这就是“中国式”的工资增长。中国房价仍然会上涨，但是中国工资会增长更快，因此中国“房价收入比”将会缩小。
 
价值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让投机、投资性需求得到明显遏制，居民购房心态趋于理性，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你认为房价的过快增长是导致当前通胀的主要因素吗？
 
高连奎：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货币因素，比如输入性因素等，但我认为中国到了提出地租性通胀概念的时候了，因为这才是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的地租级差化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而进入加速阶段则是从1997年住房制度改革开始的。地租级差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过程。在中国地租级差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重大转变，其一是从无地租到有地租，其次是平等地租向级差地租转变，这两个因素都大大推高了通胀。中国本身就面临着地租级差化的问题，而中国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化就是放大了这一因素。
 
中国GDP七八年才翻一番，而近年的中国房价从1997年改革以来，已经翻了十翻左右，这对通货膨胀将是多大的冲击力。当然房价的上涨与地租（含商业地租和房租）的上涨并非同步，中国也一直存在着房价上涨与房租上涨的偏离，主要表现为房价上涨快，房租上涨慢，但正是这种偏离为日后房租的报复性上涨预留了空间。要么降房价，要么涨租金，如果房价在短期内将不下来，那么租金必然会涨上去，这将是继续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在经典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并没有地租性通胀的概念，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慢，并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一般情况下，地租性通胀不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胀膨胀的主要根源。其实现在的经济学教材中也都没有了地租这一章。而中国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地租级差是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没有学者再从地租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而这是中国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必须重新提出“地租性通胀”这个概念，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
 
价值中国：中国一方面要应对高通胀带给民生的压力，一方面也要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风险。中国今年2月全球贸易赤字达到315亿美元，一月份贸易顺差为272.8亿美元。据说这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单月贸易逆差。这巨大的贸易赤字对中国来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
 
高连奎：当一个国家长期出现贸易逆差时，这个经济体离崩溃也就为时不远了，当年亚洲四小虎的经济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年亚洲四小虎在对外贸易上存在逆差；阿根廷经济出现问题，也是因为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出现问题还是与贸易逆差有关系，中国现在确实存在贸易顺差，而且外汇储备非常的丰富，好像长期性贸易逆差还是离中国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首先，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下降，其次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海外资源需求的依赖度增大，第三，中国入世的红利已经享受殆尽，而中国出口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大下去，这三个方面同时作用，中国很可能出现贸易逆差，何况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已经不是很大。
 
价值中国：说了这么多中国在改革进程中需要关注的地方，中国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路上并不平坦。中国的问题很多，这也让一些人有了“唱空中国”的论调，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连奎：很多人在看空中国的人很多，既有海外的，也有中国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大潮并不会因为这些人而消退。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然是“黄金十年”，当然这黄金十年，笔者主要指的是经济，而不包含民生，因为经济是经济学者可以预测的，而民生是政治，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特别是商业人士过度恐惧，就会错判机遇，以至于丧失机遇。未来十年的机遇中国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与之前相比，将来十年中国经济增加的优势首要表现在量上，中国人均GDP从十几美圆增加到4000美元，用了六十多年，可是再增加4000美元，或许只需几年时间，从这个角度讲，将来十年的经济增加将远远超过以前几十年的增加；假如与今后比照，将来十年中国经济增加的优势则表现在速度上，这或许是中国继续经济高速增加的最后十年。
 
中国人均GDP到达15000美元后也将进入一个低速增加期。从这两个方面本人们就能够看出，将来十年是一个何等的黄金时期，这必将是中国经济“从质变到质变”的十年。
 
价值中国：那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中国未来的黄金十年！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