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陶友之，《苏南模式与致富之道》，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北京：《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第10-22页。
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北京：《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卷第2期，第301-338页。
张军和施少华，“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1952-1998”，即将发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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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先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写成的。对于那些研究所获得的资助，作者表示感谢。文章的初稿曾经得到许多同行的评论和修改建议，并于最近在浙江 大学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国际会议上宣读。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施少华、章元和郭为在本研究的初期和后期担当了助理，作者一并表示谢意。但文章中存在 的错误和缺陷由本文作者负责。
[1]例如，威兹曼和许成钢（Weitzman and Xu ，1996）就典型地在制度创新的意义上来解释乡镇企业的扩张。
[2]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的哈勒根（W.Hallagan ）博士在与我讨论时提到的这个论点。
[3]林毅夫等人（1994年，第250页）指出：“新增积累越是向受压抑部门倾斜，增长速度越快。事实上，由于在传统发展战略下，重工业被置于优先 发展的位置，农业、轻工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使后者得以在改革开始后成为承担增量改革功能的主导部门，并获得了迅速的增长，使改革及时获益。”
[4]这里参考了布兰查德和费希尔（中文版，1998）使用的表达式。
[5]一般来说，估算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通常为：（1）通过普查或根据一定的假定估算出某一计算基期的全社会资本存量；（2）取得 各年份产业部门的投资数字，并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各年投资额分别换算成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资额；（3）按每年投资额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构成，以专门调查测算 的各类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限（即投入使用到完全报废的时间）为依据，测算出每年资本报废的价值，并予以汇总；（4）从历年投资额中扣除报废总值，得出各年资 本的实际增量；（5）根据上年资本存量加本年资本增量等于本年资本存量的原理，推算出历年资本存量的数字。顺便指出，1952-1990年的资本数据，我 们选择使用了贺菊煌（1992）提供的已做过价格平减的资本存量的估计值，而1991-1998年的资本数据是按照他的同样方法估计出来的。
[6]根据伊斯特里和费希尔（Easterly and Fischer，1994）提供的资料，由于长期外延增长的结果，前苏联的资本-产出比率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50-1987年间平均每年上升大约2.5%.
[7]要了解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经验研究的主要文献，可以参见张军（1997）所提供的文献综述。另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 中，大琢启二郎、刘德强和村上直树（Otuska，et al，1998；中文版，2000）对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两大部门的效率变动以及相对效率的对比做了实证研究。实际上，他们著作的第2章也同时提供了一部 分相关文献的综述。
[8]我们的这一估计结果与李京文等人（1993）的结果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9]我们还注意到，1977-1988，平均TFP 增长率大约为4.1%，TFP 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大约为41.9%，这是中国经济TFP 增长的黄金时期：在这12年中，TFP 一直保持着正增长。
[10]引自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1995），第21页。
[11]这一数字是从世界银行的研究出版物中间接得到的。参见波德和林青松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的乡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Byrd and Lin，1990）第5章“市场关系与工业结构”的有关论述（尤其是第97页）。
[12]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在1987年组织了对上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与外地乡镇企业的“横向联合”的大型调查为我们了解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进行 联合的复杂动机和方式提供了大量值得认真分析的信息。参见这一调查的研究报告《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路：上海工业企业横向联合调查报告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 中心，1988）。
[13]从分部门来看，1990年乡镇企业进入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的企业数量分别为5648和3839家，进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分别7603和3506为家。在钢铁工业这个规模报酬递增并以国有大企业为主导的部门，乡镇企业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 乡镇企业主要生产最终产品（钢材）。《中国统计年鉴（1995）》（国家统计局，1995）显示，1994年生产钢铁的乡镇企业达到17455个，它们提 供了钢铁工业总产值的26%.
[14]哈勒根和张军（Hallagan and Zhang，1998）发展起来的关于“过度进入”的福利分析的理论模型讨论了这种过度进入的福利后果。最近杨格（Young ，2000）关于中国区域生产结构趋同问题的统计分析似乎也支持了这样的观点。
[15]这个数据来自于陈剑波（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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