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SOE 为国有企业部门；COE 为集体企业部门；LME 为大中型企业部门。
资料来源：根据卢荻（Lo，1999）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快速上升并不是主要因为乡镇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价格上升过快（陈剑波，1999；大琢启二郎等 人，2000，中文版，第9章）。而是一个“过度进入”和“过度竞争”的结果。我们的含义是，由于特定的财产制度和需求环境，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介入，乡镇 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进入遵循了“古典竞争”的特征，从而导致过度进入和不断升级的投资。根据这一解释，不断提高的资本密集度主要不是劳动力实际价格的上升或 上升过快的结果，而是乡镇企业部门过度投资的产物。
诚然，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之前，乡镇企业的技术来源还主要还是依赖于与国有企业的非正规途径而获得的。国有企业淘汰的设备以及来自于国有企 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乡镇企业获得技术的重要来源。因为如此，乡镇企业实际上选择了劳动高度密集的产品的生产。典型的情况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它 往往不是生产许多产品，而是集中单个产品的生产，而大多数产品的生产是向城市国有企业分包来的（Naughton，1995，p 155；陶友之，1988）。然而，这种分包关系并没有演变为稳定的分工和合作的契约关系。不仅如此，在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乡镇企业试图减少和摆脱 对国有企业依赖的动机非常强烈。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发现，在无锡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向城市国有企业的分包所占的比重在1981年超过了 70%，而在1985年下降到了21%[11].
表3：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1981-1996）
注释：本表的单位为%.计算时仅保留了小数点以后两位，未做四舍五入处理。
资料来源：参见本文的表2.
事实上，在80年代中后期，作为政策，虽然政府鼓励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进行广泛的所谓“横向联合”，但是这个努力并未得到乡镇企业的积极响应，最后以 失败而告终[12].而如果没有与国有部门之间形成特定的分工和合作的稳定契约关系，那么，乡镇企业的进入在事实上就成为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我们认 为，认识到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两大部门的这个进入-竞争关系对于解释乡镇企业部门快速的资本深化是非常重要的。为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竞争方式提供任何理 论的解释并不是本文的目的，相反，我们希望为这个竞争方式提供一些经验的描述以帮助说明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快速上升的基本原因。
为了描述这种竞争方式，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并不能简单地和孤立地用乡镇企业较之国有企业的“比较优势”来解释。由于在80年代初 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扭曲还存在，乡镇企业的进入既可能是因为它们有较之国有企业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可能是对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现存的一些经济扭曲 的理性反应。具体而言，在一些国有部门留下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场合，乡镇企业的进入有助于矫正过于重化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在这些劳动非常密集的生产领 域，乡镇企业的确发挥了它们在利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如纺织业，乡镇企业的进入则更可能是因为被扭曲的高利润环境所吸引，而且它们的进入实际上争夺了国有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世界银行出 版的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报告（Byrd，1992）提供了反映80年代中国工业组织结构特征的一些背景资料。例如，中国的纺织行业典型地表现出了多种所有 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并存的组织格局。尽管有大量的国有大型企业，但80年代初，在17100家纺织企业中，有2/3的企业为地方小企业，仅有1/3隶属于 纺织工业部和地方政府的纺织工业局。这当中，国有企业为3261家，城市集体企业2314家，国有与集体联营以及与香港企业合资的有66家（Sabin ，1987，p231）[1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进入是否在总体上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似乎是不能肯定的[14].不仅如此，由于过度的进 入和竞争，该部门的赢利能力实际上恶化了。诺顿（Naughton，1995，p.159）曾经分析了乡镇企业进入纺织业的情况。他发现，由于乡镇企业过 度使用了劳动力，其生产并不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因此他也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制造业部门，乡镇企业的进入和增长实际上可能恶化了社会福利的水平。
对于前一种情况，虽然乡镇企业发挥了比较优势，但是由于乡镇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严厉，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乡镇企业的社区产权的性质所决定，这种竞争往 往带有典型的“新古典调整”的特征：一个新的市场机会将迅速诱导大量的模仿者进入，价格和边际利润随之下降，直至市场饱和，利润趋于为零，出现均衡 （Byrd and Zhu，1991）。这种竞争虽然会导致效率的一次性改善，但由此形成的工业组织则毫无疑问缺乏持续的和动态的改进机制（如创新、重组、稳定的买卖关系和 信誉等）。而在与国有企业直接竞争的场合，由于国有企业部门，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装备水平比较高，所以乡镇企业必然面临如何能跨越较高的市场进入 壁垒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直面竞争实际上就是乡镇企业不断缩小（和赶超）与国有企业装备水平（即资本-劳动比率）差距的的过程。这可 以从乡镇企业新建项目的固定资产的平均规模和每个项目的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中得到部分的证明。1986年，乡村企业新建项目固定资产的平均投资规模为 17.51万元，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为17.21万元，而到1992年则分别为42.83万元和26.19万元，比1986年分别增长144.6%和 51.65%[15].
乡镇企业能够实现快速的资本深化自然又得益于地方政府在信贷上的支持。在现有的文献中，地方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关系常常被解释为乡镇企业的一个效率 源泉（Weitzman andXu，1996，Nee，1994），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地方政府的介入降低了乡镇企业在进入市场中的过高的交易成本。但所忽视的问题是，地方 政府的介入干预了信贷市场，帮助乡镇企业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预期，导致了普遍的过度进入和过度投资（过度生产能力）的形成。而面对过度的进入，地方政府和乡 镇企业又往往进一步选择提高装备水平作为竞争的策略，因为地方政府干预了信贷市场使得资本的取得比现有生产能力的组织重构更容易。因此可以说，地方政府的 全面介入既是推动农村工业化，也是导致过度工业化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