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来刻画并讨论中国的“增量式”转轨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具有的关系。所谓“增量改革”，是相对于“存量改革”而言的，是指用新增加的资源或 收入按市场信号进行配置并从边际对被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修正，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产出的增长（林毅夫等人，1994，第249页）。根据这样的 定义，我们在图2用B 点向A 的过渡来表示这个“增量”改革的含义。很显然，根据这一定义，“增量改革”是通过将新增的积累向受抑制的部门配置，即通过在边际上矫正被扭曲的经济结构的 方式来推动产出增长的。[3]众所周知，这个过程在中国典型地表现为允许新兴的部门（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其它“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扩张，也就是表现 为所谓的新兴的工业化过程。
但我们在这里将指出的论点是，产出的增长速度将会随着B 点向A 点的逐步接近而减缓。有趣的是，这个关于增长的持续性问题在已有的文献里面并没有被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文献试图要解释的还只是中国的改革方式在转轨 初期为什么避免了经济衰退之类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在本文进一步关注增长的持续性问题，是因为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的10年表现出了增长下降的时间模 式，而且近年来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大量研究文献也几乎一致地发现，过度依赖“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不具有持续的动态改进机制（Young ，1994；Lauand Kim ，1992）。所以，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说，在以“增量改革”或者以新兴工业化来推动产出增长的初始阶段，增长将会更多地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显著提 高，这是配置效率或经济结构改善的结果。而根据一般均衡的原理，当资源配置的结构逐步远离B 点以后，也就是说，在不断加速的市场化的进程中，产出的增长率将可能出现递减。从理论上说，这可以是缺乏技术或动态效率改进机制的结果，或者从另一个角度 看也可以理解为持续的“工业化”导致资本的生产力递减的结果。在现有的文献里，这个过程又常常被定义为“资本深化”的过程。
通常，“资本深化”过程的量标特征可以依据索洛在1957年发展出来的关于增长来源的一个简单分解方法来讨论。根据索洛（Solow ，1957）的方法，在不变的规模报酬、外生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市场的假设下，产出增长率可以分解成[4]：
其中，gy，gn和gk分别是产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是劳动的产出弹性，为索洛余值，或者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 ）的增长率。在我们这里，它可以表示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化速度。经过变换，上述表达式又可以改写成：
此式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和TFP 的增长率的贡献之和。但是，如果TFP 的不能显著增长，甚至有恶化的趋势，虽然不断提高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速度，即加快资本的积累进程，人均产出也会实现一定的增长，可是，我们知道，资本的 形成速度将最终受制于递减的边际报酬这个定律并导致产出的增长不可长期维持。因此，在“粗放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产出比率的持续上升应该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总量特征。这个量标在现有的文献里常常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到。例如，杨格（Young ，1994）在论文中粗略地比较了东亚经济与其他经济地区的增长方式，他发现：“在1960-1985年间，每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都经历了投资占GDP 比率的显著上升。在1960到1980年，台湾的I/GDP比率上升了1倍，韩国上升了两倍，而新加坡则上升了三倍……这个比率的上升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典 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I/GDP 比率是不变的或者下降的，只有表现非凡的亚洲地区是个例外。”
另外，布兰查德和费希尔（中文版，1998年，第4-5页）在分析了美国经济从1874到1984间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时也特别提到：“现有对资 本的度量表明，资本与产出大体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所以，gy-gx （即资本的增长率与产出的增长率之差-引者注）接近于零……产出-资本比率的相对不变性蕴涵了一个正的索洛余值，大体等于劳动份额乘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率。”因此，我们接下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讨论将集中在资本-产出比率这个量标上。
3资本-产出比率
为了观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比率的时序变动关系，我们在本文首先来计算出“资本-产出比率”（K/L ）及其增长率。为此，我们使用了关于“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的下列定义：
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张军和施少华（2000）整理的总量数据来计算资本-产出比率。在那里，我们从中截取了中国经济在1978-1998年间的产出、资 本和劳动力的总量统计数据。其中产出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且产出（GDP ，单位为亿元）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格的指数做了折实换算。对于资本存量的数据，首先，1978-1990的数据来自于贺菊煌（1992）对中国资产存 量规模的估计研究，而且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并根据1991-1998年各年度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一步推算出了1991-1998年 各年度的资本存量数据。[5]
1979-1998年间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及其增长率的计算结果由表1和图3给出。图3比较清晰地显示，如果我们将1989-1991这个特殊 的时段排除在外，那么基本上可以看出，在1994年之前，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基本上为负，这意味着，在改革后的将近15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实际上经 历了资本-产出比率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例如，1979-1994年资本-产出比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89%.根据表达式（1），这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一个显著的增长。根据我们第2节的理论框架，这个增长可以用转轨初期的配置效率的改善过程来解释。然而，大概在1994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开始有显 著而持续的上升趋势。其中在1995-1998年间，资本-产出比率年增长1.92%[6].
表1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1978-1998）
资料来源：张军和施少华（2000）。
关于中国转轨经济的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动模式，现有的文献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例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部门 （特别是国有工业部门）的技术效率变动的经验研究文献（如，Chen and et al，1988；Jefferson and et al，1992，1996）。[7]尽管在这些文献中不乏对已有经验估计的批评和针锋相对的争议（这些争论涉及到数据的来源和可靠性，涉及到研究所遵循的 理论及处理数据的方法和技术），但是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改革以来技术效率的变动是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