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说现有的研究对本文的解释努力非常有价值，但考虑到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所有制部门进行的，于是，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利用现成的数据资料 选择对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做了总体性的估计（张军和施少华，2000）。在那个研究中，为了从总体上观察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把估计 的时段扩大到了1952-1998年。与很多研究一样，我们使用了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
其中D1、D2、D3、D4这四个虚拟变量分别控制四个比较特别的时期。D1代表1961-1964年，由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撤回对华 援助的影响，这几年的产出明显较低；D2代表1967-1969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1978年之后开始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则分成两个阶段分别用 D3和D4来代表。之所以把这一阶段分为两部分，是因为1984年之前主要是农业的改革，而工业改革实际上是在1984年之后开始的。
我们使用张军和施少华（2000）的数据对上述计量方程实施了最小二乘法（OSL ）的回归。我们估计出的资本的产出弹性为aK=0.499，劳动的产出弹性为aL=1-aK=0.501.然后，我们将第t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或TFP 定义为：
根据这个公式，同时令1952年的TFP 指数为100，我们计算出了1952-1998年的TFP 指数及其增长率。这里仅将1978-1998年间的计算结果描绘在图4中。我们发现，改革后的1979-1998年间的平均TFP 增长率则上升到大约2.81%，TFP 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上升到了大约31%，[8]这说明经济改革对生产效率的改善起了显著的和积极的影响。[9]但是，计算表明，TFP 的增长率在1992年以后有明显递减趋势。正如图4所显示的那样，尽管TFP 指数还在缓慢增长，但是它的增长率在1992年以后却显著恶化了。事实上，这个计算结果使我们想到了大琢启二郎、刘德强和村上直树（2000）对国有部门 的TFP 在90年代以后增长减慢的估计结果，同时我们的结果也与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1995）对国有和集体工业部门1988-1992年间TFP 增长率下降趋势的估计是相当的一致。他们对这个估计结果的含义曾有过这样的评论：
“对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出现减慢趋势的更深层原因也应该引起足够注意，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改革的潜力释放之后最终要象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曾经历过的那样，走外延增长的道路？其内在必然性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10]
4资本形成与过度的工业化
我们在以上部分从经验上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实际上经历了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这个过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已经典型地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持 续性和TFP 的增长率。由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后增长主要是以乡镇企业部门的扩张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进程所推动的，因此，资本形成的加快与持续的工业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
为了在经验上检验过度工业化现象是否存在，我们打算观察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模式。我们在表2和表3利用所获得的数据计算并 给出了1980-1996年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率的变化。在计算资本-劳动比率时，我们分别使用了官方公布的名义值 资本数据和按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的实际值资本数据。在计算实际值时，我们使用了卢荻（Lo，1999）在“对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绩效的再评 价：1980-1996”一文中提供的数据。在这个总量数据中，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均按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大中型部门做了细分。其中资本的数据按照资本的 价格指数做了平减。1980-1991年的资本的价格指数来自于谢千里等人（Jefferson ，et al，1996）的研究，而1992-1998的资本价格指数则是作者根据资本的价格指数与出厂前的工业产出价格指数之间的稳定关系而推算出来的。将名义 值换算成实际值的方法如下：第一，ΔKt=Kt-Kt-1；第二，ΔK ‘t=ΔKt/Pk ；第三，K ’t=K ‘t-1+ΔK ’t ，其中K 为名义值，而K ‘为实际值，Pk为资本的价格指数。
显而易见，在1980-1996年间，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部门还是集体企业部门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得比国有部门更快，而且无论是按名义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还是按实际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结 果均为如此。这说明，集体企业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上经历着非常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考虑到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增量改革”中新兴部 门的主要代表，这个结果的含义自然就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说，新兴的工业化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实际上上升得更快，这自然意味着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工业化 过程。
我们的这个观察结果与现有的一些研究也是一致的。例如，陈剑波（1999）的研究也发现，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 开始表现出了令经济学家不能完全预料的变化和特征，那就是它的技术选择路开始出现偏差，它的技术变化并没有如正统的理论所期望的那样沿着技术中性或节约资 本要素的路径发展，相反，资本的密集度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在陈剑波的数据里，乡村两级企业在1978-1996年间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平均资产规 模的显著上升。
除了国有企业部门和集体企业部门之外，在表2和表3我们还计算了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 长率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部门。出现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自然是，在改革初期，大中型企业本身已具有相当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并始终保持着与小型企业在 资本-劳动比率上的差距。例如，我们在计算中发现，在1980年，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几乎是集体企业部门的7倍。众所周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 和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在大多数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装备了资本非常密集的技术。但是，由于集体部门的资本深化速度非常快，所以 到1996年，集体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已经上升到大中型企业部门的1/4.当然，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仍在增长，不然的话，按照现有的增长模式， 集体企业部门在资本-劳动比率上很快就会赶超大中型企业。
表2：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1980–1996）
